天博席正甫：晚清四大买办之一近代中国金融业超级银行家！

　　五金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有一段话：太湖中七十二峰，唯有洞庭两山最大，东洞庭曰东山，西洞庭曰西山……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冯梦龙所提到的“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其代表人物就有万历年间的东山商人——席家的席端樊和席端攀。

　　他们的父亲“席洙”曾经写过一本书《居家杂仪》。他在书中详细阐述了东山席家的居家观念，告诉后世子孙：“不去科举，即去商场；不去读书，就去经营。”

　　席正甫名叫席素贵，号正甫，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席正甫4岁丧母，13岁丧父，所以，席家到他这一代，家道中落，已经不如祖上的繁荣，渐渐衰败了下来。

　　在封建社会，大都讲究一个“门当户对”，自古历来都是世族大家相互联姻。沈氏家族与席家一样，都是东山大族。所以，当席正甫的母亲去世以后，沈氏便成了席正甫的继母，席正甫并且还有了一个与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席素恒”。

　　鸦片战争以后天博，清政府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了“十三行”的贸易专营权。从此，那些拥有特权的跨国银行，以及贸易公司，便成了垄断中外贸易经济的主要势力。而以前依附于“十三行”的人，便开始出来重新依附于外商，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新的群体——买办。

　　在很多教科书和历史读本上，“买办”一词是一个遭人鄙视的贬义词，是对帝国主义奴才和爪牙的通称。

　　“买办”，原是葡萄牙语，也相当于现在跨国公司里的“中方职业经理人”。当年的上海，它被译为“糠摆渡”，意思是介于华人和洋人交易之间的中间人。也比如“糠片”为摆渡之用，起着桥梁的作用。

　　晚清时期，上海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商业区，全国各地的富商云集于此。各种商号、洋行兴起，钱庄也应运而生，上海的工商经济达到了鼎盛时期。

　　所以，广州和上海以及周边县城便成了产生买办最多的地方。其中最有名的是：广东的香山帮、江苏吴县的东山帮、浙江的宁波帮等。

　　而晚清的“四大买办”，其中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都是香山人，席正甫是东山人。但是在上海，买办集团要数宁波人的群体势力最为庞大。

　　此时席正甫的舅舅，也就是他继母沈氏的哥哥“沈二园”，正是第一个在上海站稳脚跟的东山人，是上海商界声誉很高的钱庄老板。沈二园膝下无子，沈氏便把儿子席素恒过继给了他，更名为“沈吉成”。

　　1857年，读过几年私塾的席正甫，告别了继母，卷起铺盖，独自去上海投奔舅舅沈二园，希望能在上海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那一年，席正甫19岁。

　　转眼间，席正甫在舅舅的钱庄已经做了三年学徒，此时的他，对于钱庄的所有业务早已经是烂熟于心，他决定自己开一家钱庄，重振席家产业。

　　由于席正甫人缘好，待人和气，所以，那些在上海的老乡，都喜欢把钱存入他的钱庄。席正甫还发现，在上海经商的大都是广东人，这些广东商人差不多占所有外来商户人数的一半。

　　席正甫为了拉拢这些广东商户，于是便开始去学习粤语。很快，学好粤语以后，这些广东人都愿意把钱存进这个，跟他们有着同样“乡音”的钱庄里。

　　上海的钱庄生意，除了要跟中国商人打交道以个，还得跟洋行里的外商有来往，为了更好地拓开钱庄生意，席正甫又开始攻读外语。

　　也正是席正甫这种不断学习的工作态度，和语言上的优势，使他的钱庄生意蒸蒸日上，竟也有了十分喜人的前景。

　　“机会总会留给那些有所准备的人！”有一天，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第一任买办“王槐山”，托他的好友沈二园帮他物色一个买办助手。沈二园首先想到的便是他的外甥席正甫。

　　那个时候，一个人若想当上买办，“钱途”非常光明，所以，想要成为一个买办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中有四个原则是买办必须所具备的：

　　在买办这个阶层刚刚出现的时候，东山席家在买办圈里还没有一席之地。当舅舅沈二园把这份“副买办”的美差介绍给他时，他有点犹豫，因为他的钱庄虽然规模不大，但也确实是他的第一份事业。

　　不过，席正甫也不想轻易放弃这次好机会，他清楚地看到，外资银行要比他这个小钱庄更有发展空间。于是，28岁的席正甫放弃了钱庄老板的身份，进入了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做买办助手，即“跑街”。“跑街”，相当于现在的推销员。

　　王槐山是浙江余姚人，跟席正甫一样，十几岁就来到了上海滩，在他的舅舅余老板“三余钱庄”里做“跑街”。

　　王槐山做跑街很多年了，渐渐地也认识了许多外商。有一天，一个叫“麦克利”的英国商人来找他借钱。因为麦克利得到了一个消息，香港的英商准 备要组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他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于是想尽快回英国去筹备资金，成为汇丰银行的第一批股东。

　　可是，麦克利回英国的路费都没有，就算最熟悉的朋友都不愿意借钱给他。于是，麦克利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王槐山借钱。

　　没想到王槐山一口答应，王槐山十分仗义，不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1000两银子，还冒险挪用了钱庄一部分客户的长期存款，凑满了2000两银子交给了麦克利。

　　本来麦克利跟王槐山承诺，少则九个月，多则一年就会回到上海。可是，麦克利一走两年杳无音讯，年终结账，最终被余老板发现了王槐山挪用的事情。

　　虽说老板是王槐山的亲舅舅，但钱庄有钱庄的规矩。王槐山只得卷铺盖走人，接受了“永不录用”的现实，回到了浙江余姚老家。一时间，王槐山挪用救济朋友的事情，传遍了大上海。

　　两年之后，麦克利从英国返回了上海，而且是顶着汇丰银行的首任“大班”回来的。当他听说他的恩人王槐山竟然因为他失去了工作，于是，麦克利破例聘请了不懂英文的王槐山，成为了汇丰银行的第一任买办。

　　因为汇丰银行大班麦克利对王槐山的信任，麦克利连银行的库房钥匙也交给了王槐山保管。慢慢地，王槐山发现汇丰银行每天都会有多余的“拆票”不用入库。于是，他就趁机把拆票放款给钱庄，并以自己的信用作担保，开始做起了承兑钱庄的庄票，玩起了“空手套白狼”。

　　不久，银行便发现了王槐山的“猫腻”。担心被开除的王槐山没想到竟然得到了上司的鼓励，支持他大规模地向钱庄放款天博。

　　因为是汇丰银行的独家业务，所以汇丰银行买办的业务迅速猛增天博。的外资银行也开始纷纷仿效汇丰银行，聘请精通金融业务的华人买办，开始通融拆票、通行庄票的业务。

　　就这样，王槐山在汇丰银行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可美中不足的是他不会说英语。以前聘请的伙计会说洋话，可又不太懂洋行业务。懂洋行业务的可又不懂洋文。所以王槐山急需一个既聪明、业务能力又强的助手来帮助他。

　　银行的“买办间”里，最为重要的是“跑街”或称为“跑楼”的职业。这类人平时为了业务每天都要在外面奔走，探听消息，而且还要头脑聪明，善于与人交际。所以，这份职业，也称为“买办助理”或“副买办”。席正甫来汇丰后担任的第一个职位就是做“跑街”。

　　银行买办间职员的薪水都是由买办负责，而且，所有职员因工作失误给银行所带来的损失，也由买办承担。所以，银行不能随意干涉和辞退任何一名职员。

　　不久天博席正甫：晚清四大买办之一近代中国金融业超级银行家！，机会来了。187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即，清政府因太平天国运动，国库已经空虚，所以，朝廷不得不向汇丰银行天津分行，提出了“福建海防借款”。

　　因为涉及的金额巨大，所以，天津银行申请上海汇丰银行，希望能派出得力助手来天津协助谈判。而当时负责洽谈业务的，是清政府的头号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派出的代表。

　　在谈判的过程中，席正甫运用高超的谈判技巧，知己知彼的战术（因为他知道清政府国库空虚，必然会借款），同意借给清政府200万两银子。

　　这一次“福建海防借款”的成功，成为了汇丰银行来到中国的第一笔借款。也使席正甫与李鸿章、左宗棠等清政府的重要官员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

　　如果没有这次借款，也许汇丰银的几个股东，他们的腰包还没这么快鼓起来。而席正甫在这次借款中，不仅赢得了名气，还从中得到了令其他买办眼红的丰厚回扣。

　　虽然买办一职可以“世袭”，但是，王槐山的几个儿子都不能担此大任。于是，王槐山自觉把买办一职推荐给了席正甫。

　　胡雪岩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他真正的发迹是从结识左宗棠开始的。短短的二十年，胡雪岩就成了全国的首富，被清政府授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花翎，还是清朝300年来，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

　　由于当时江南丝商面临重大危机，生丝价格日跌，胡雪岩认为主要原因是洋人控制了价格权，所以，他决定凭靠自己的财力与洋人对抗。并邀请丝业同行共同收购各地生丝，不给外商购买生丝的机会。

　　众所周知，李鸿章和左宗棠一直不合，而胡雪岩正是左宗棠的“钱袋子”，因此，胡雪岩就成为了李鸿章对付左宗棠的突破口。此时，胡雪岩的“生丝大战”，正好给了李鸿章一派的机会。

　　一开始，胡雪岩的战略很奏效，然而，“天象”大变。一方面，欧洲意大利生丝丰收，缓解了外商的生丝紧张局面，使中国商人同盟瞬间瓦解。

　　而最终把胡雪岩逼入绝境的最重要的一笔资金，是胡雪岩替左宗棠向汇丰银行担保借的50万收复新疆战争款。

　　当时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代言人“盛宣怀”，与席正甫又是莫逆之交，所以，盛宣怀从这笔借款开始下手，启动了搞垮胡雪岩的计划。

　　其实，朝廷的还款早已到位，盛宣怀却故意命令上海道台府延迟付款给胡雪岩，同时又联合其他人不准借款给胡雪岩，而这些人当中，就有当时已是名满上海的席正甫。

　　1884年8月22日，清帝国唯一的现代化海军福建水师舰队和法国海军在福建马尾决战，而中法战争的中方主帅正是胡雪岩的恩公左宗棠。

　　据史景迁在《追寻》中的描述：中国舰队在开战的第一分钟就被鱼雷击沉。7分钟内，大多数舰只被击中，1小时内所有的中国舰队都被击沉，法国战死5人，中国521人阵亡，51人失踪。

　　就这样，由左宗棠、胡雪岩筹款创建的福建水师舰队几乎全军覆灭。第二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去世，朝廷便下令对胡雪岩革职查抄，一代商圣郁郁而终。

　　1887年，席正甫在汇丰银行工作了13个年头，无论是金融地位，还是人脉关系，席正甫已经是大上海金融业的佼佼者。跟许多买办一样，席正甫也干起了“副业”，与同乡“严国馨”合伙开设了“协升钱庄”。

　　东山自有“翁、席、刘、严”四大名门望族。去过苏州旅游的朋友一定就知道“木渎古镇”，也更知道镇上的“严家花园”。

　　到了道光帝，沈家后人又把此园转给了木渎镇的诗人“钱端溪”。光绪二十八年，钱氏子孙又把这座历史名园以20万两银子卖给了富商严国馨。严家还把园子重新更名为“羡园”。

　　席正甫与严国馨不单单只是生意上的合作关系，他们席严两家一直有着通婚的传统。席正甫的六个儿子中，就有两个儿子娶了严家的女儿。除了严家，席家还与当时上海其他一些望族结成了“姻娅联盟”，使他们之间的业务互通，在上海更加强势霸道。

　　席、严两家的合作，也是洞庭东山帮商人在上海开启金融业的开始。据后人统计，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时间里，在上海，来自洞庭东山的金融家们设立的钱庄有85家之多，其中，席家和严家就占了大部分。

　　纵观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他三个人：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他们因为后来依附朝廷，将“轮船招商局”带入了轨道以后，便被盛宣怀找个借口一一赶出了招商局，三人最终的结局却令人唏嘘不已，竟与席正甫大不相同。

　　事实证明，席正甫虽与朝廷合作，却自始自终拒绝入官，从而避免了胡雪岩式的悲剧。他懂得乱世之中明哲保身，也懂得将人际关系利用到极致。这样才使得席家的富贵绵延不断。

　　席正甫的兄弟、侄儿，子孙，大多数都继承了他的金融业，使得席氏家族的金融事业延续了数代，并将席家打造成了江南第一金融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