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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金今年，是惨案发生八十周年。从一九八七年起，江苏的艺术家群体就纷纷以艺术为载体，创作了一批以为题材的优秀作品。在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策划采访了一批艺术家，他们分别用报告文学、纪录片、歌剧、雕塑等形式，再现了这段历史惨剧，不仅提醒我们不忘过去的伤痛，更督促我们反思与前行——

　　今年的12月对作家徐志耕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30年前的1987年12月，他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一次与读者见面。30年里，徐志耕始终没有停止对大史料的搜集、补充、修改、再补充，中外文各种版本多达26种。这部史诗式的报告文学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被学者誉为“中国民族苦难的一个缩影”，同时也被媒体评论为“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悲剧。”

　　1985年8月15日，南京市政府在当年侵华日军集体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了13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徐志耕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溅的屠宰场？最初的写作冲动就此诞生。可在当时，“”在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于是，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他的足迹遍布南京四郊，他的车辙在近百位幸存者门前停留。徐志耕甚至从1700多位历史见证人中挑选出14位名叫“秀英”的女性。

　　“李秀英、徐秀英、时秀英……”徐志耕说，这些“秀英们”分布在南京各个角落，他将她们的遭遇汇集在一起组成了书的第九章。徐志耕说，秀英原本是“秀美之花”的意思，而秀英们的故事则更反衬出当时的遭遇之惨。

　　3个多月时间，幸存者们诉说了他们人生中的厄运，给他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徐志耕说，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他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将愧对这些老人，愧对历史！

　　1987年12月，报告文学《》在南京举行首发式，几千册书遭到疯抢，当天全部脱销，当月就发行了15万册。作品被评为《昆仑》文学奖、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纽约《美中评论》等海内外刊物评价说，“《》是一本具有道德力量和历史价值的书”，“作者用典型的悲剧事件和人物细节，融合在历史大事的具体篇章里，使人感到历史的沉重、民族的悲哀和人类的不幸！”

　　《》改变了徐志耕的创作道路，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他结识了许许多多对这段历史有责任感的人。这其中最令他难忘的是美丽的张纯如女士。

　　1995年夏天，张纯如采访徐志耕，两人一见如故，徐志耕送了她一本英文版的《》，这是事件第一本发行世界的英文作品。后来，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一书时，还引用了他书中的十多处文字。

　　随着上升为人类共同记忆，围绕大的艺术创作也越来越多。在徐志耕看来，无论哪种艺术形式都不能越过真实这个创作底线。正如他书中所写的那样，“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检验，只有真实才能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血流如河，铁证如山。”著名纪录片导演吴建宁获奖无数，但是他说，20多年来，拍摄多部纪录片的经历，是他最难忘的记忆。

　　早在1995年，为了拍摄相关纪录片，在南京电视台工作的吴建宁就成功策划并实施了跨越海峡的寻访。在，他意外发现了一把日军“百人斩”军刀，刀柄上刻着“南京之役杀107人”字样。吴建宁记得，当年有两个臭名昭著的日本军人进行过“百人斩比赛”，最高记录分别是106人和105人。而另一个军官田中军吉曾在期间斩杀300名中国人。又一柄血淋淋“百人斩”军刀的出现，让吴建宁十分气愤：“这是战后又一条漏网的大鱼，也充分说明了的残忍性和普遍性。”

　　这部名为《跨越海峡的寻访》纪录片画面的开头，就是这把凶刀的特写：“我们传看着这把缺了刃的军刀，仿佛屠刀下的冤魂在呼喊……”

　　2007年，四集纪录片《见证》的任务又交到吴建宁手上。作为总编导，这一次，他希望注入更多反思的力量。“之前很多作品都是愤怒、痛苦、控诉式的，这次我们要深挖这场罪恶产生的根源。”

　　摄制组来到了日本宫崎市，这里有座著名的“八纮一宇”塔。这个塔1940年竣工，塔基有1000多块石头，大多搜集于日本当时在海外的占领地，其中有四块分别来自南京的明孝陵、中山陵、紫金山和东炮台。如今，日本人把这座塔叫做“和平之塔”。然而，彼时的“八纮一宇”这几个字，却分明显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征服世界的狂热野心。

　　在日本名古屋附近，摄制组去拍摄了“殉国七士墓”，这里埋葬着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极刑的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松井石根等7名甲级战犯的骸骨。拍摄镜头时，吴建宁既气愤又震惊，这七名战犯竟被当作殉国烈士安葬！吴建宁还发现，在南京陷落的“南京入城式”上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的战犯松井石根，其“南京入城式有感”的诗碑，竟然被日本右翼分子供奉进了神社。

　　此情此景，让吴建宁有了个想法，能不能请日本政界高层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谈一谈对的历史的认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接受了访谈。他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村山讲话”，表达战后反省立场。吴建宁问了一个自己十分困惑的问题，“我多次来过贵国，发现人人彬彬有礼。但是在中，日军何以如此残忍？”村山回答说，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追溯到我的童年，当时我的老师就告诉我们，要“脱亚入欧”，我们是优等民族，根本瞧不起中国及亚洲其他民族。日本军人到了战场，把军国主义的思想发泄出来，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

　　在拍摄《见证》的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史实被发掘。其中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聚合阅读_中国江苏网，一段审判日军战犯谷寿夫的电影镜头，就是吴建宁寻觅多年的最新发现。当时，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审，谷寿夫在法庭上竭力狡辩，认为发生在南京城里的暴行，不是他的部队所为。当时，他所率领的日军第16师团主要是在南京中华门、花神庙这一线集结，就在该部队的驻防地，就挖出了万人坑，遗骨中有不少为妇孺。这段影像中，累累白骨作为铁证，抬上法庭，谷寿夫当场哑口无言。

　　铁证如山就是最好见证。《见证》远赴美国、日本、德国等9个国家采访、拍摄、收集大量珍贵史料，160多人接受采访，1783幅资料照片，重现了那段人间惨剧。这部纪录片获得“金鹰奖”等国内外5个大奖。

　　《见证》完成后，吴建宁做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全片画面上绝不打“角标”。他说，这些历史见证，我们要让它在全世界扩散，让世人不忘历史，永以为警。

　　无论阴晴雨雪，位于南京市水西门大街的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人流总是络绎不绝。在入口处，每一个观众的目光都会被门前水池中一组雕塑所吸引，雕塑的形象是中承受了苦难的中国人的形象，他们心中巨大的悲痛、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和平的渴望，在雕塑中展露无遗。

　　这组雕塑，由著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已经成为同类题材的经典作品。细心的观众还会发现，很多雕塑上有刀砍、棒击、棍敲等痕迹，那是苦难的记忆，也是暴行的记录。

　　“2005年我接到创作委托，反复思考后确定了创意，那就是让30万被屠戮的冤魂和被战争摧残的无辜者的灵魂站出来讲话，凝固平民悲怆的形象，表现祖国母亲蒙难，呼唤民族精神崛起，祈望和平应当是整个作品的表现核心，于是就有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这四个篇章。”吴为山回忆起10多年前的创作经历依然心潮起伏。

　　现在人们在纪念馆门口看见的那件11.5米高的雕塑，就是第一篇章《家破人亡》，一位悲痛至极被的母亲，双手无力地托着死去的婴孩，仰天呼号。这是一位悲怆的母亲，也象征着受屈辱、被践踏的祖国母亲。第二篇章《逃难》则将雕塑置于一条寓意逃难之路的水池中，塑造了一组因血腥而逃离家园的人。最让吴为山动容的是一个婴儿趴在死去母亲的胸前吮吸乳汁的雕塑：“这些雕塑都有真实的原型，但这一组尤其让人心痛。它源自幸存者常志强一家的悲惨遭遇，当时他的三个弟弟被刺刀刺死，妈妈被刺穿肺部，他哭着把最小的弟弟抱到妈妈身边，爬到妈妈胸前吃奶，这最后一滴奶水，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希望。第二天，幸存的人们发现俩已经被严寒冻凝在一起，再也分不开，年迈的常志强每次讲到这里总是老泪纵横。”

　　展览馆的入口就是第三篇章《冤魂的呐喊》，那是一座被劈开的山，一边的山顶上一只手直指苍穹，一边的山体上被绳索的人群密密麻麻，即将被。人们通过这道死亡之门、之门，走进那段历史。而纪念馆主体的门口那堵120米长的“胜利之墙”就是第四篇章，8米高的墙上一个大大的“V”字贯串始终，底部昂首吹军号的中人脚踏日军的钢刀和头盔，“V”字一边是黄河在咆哮，中民“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另一边是滚滚长江奔腾不息，胜利的部队凯旋南京。

　　10年前的12月13日，70周年纪念日，这组雕塑正式亮相，建筑大师吴良镛院士评价道：这组群雕将当时的人间浩劫展现在拜谒者眼前……这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笔墨，只是苦难同胞在野兽奴役下的恐惧悲号与死亡前的挣扎，展现了人类罕见的历史悲剧，是雕塑的史诗。

　　今天，人们走进庄严肃穆的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会感觉这四组雕塑组成了波澜起伏的乐章。它们表现苦难，控诉罪行，但又从全人类的立场上表达正义必胜的信念以及呼唤和平的心声。

　　吴为山说：“今天我们再现历史、控诉罪行，批判侵略，表现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对于全人类前途的关切。2014年这组作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时，展名被定为‘塑魂鉴史’，这就是我想传达给观众的创作主题。”

　　1946年1月，当伊莱嘉·莫辛斯基出生在上海时，1937年冬发生在300公里外的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已经过去9年。莫辛斯基不会想到，71年后的今天，他会和脚下这片土地再次勾连，带着抚平伤痛、呼唤和平的使命，将“”这段真实的历史伤痛通过歌剧《拉贝日记》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两天，江苏原创歌剧《拉贝日记》正在紧张排练中，江苏大剧院歌剧厅也完成了装台工作，古老的南京城墙正在诉说着那段民族的苦难与悲痛。作为世界著名歌剧导演、也是《拉贝日记》的执导者，正在英国的莫辛斯基接受记者网络采访时坦言，希望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展示，让人们产生对爱、光明和正义的向往。

　　尽管目前不在中国，但莫辛斯基每天和南京的主创团队保持沟通。“过去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他们通话至少三小时来讨论这部歌剧的创作灵感。”他对记者说，“我十分清楚剧作主题所蕴涵的情节张力和题裁的严肃性。为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必须谨慎、忠实地使用历史材料，在表现悲惨回忆的同时给予受难者最大的尊重。”

　　童年记忆尽管已然模糊，但和家人共同在中国的那段生活经历，还是给莫辛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哥哥萨姆还专门写了《别了，上海》一书，回忆那段难忘的中国岁月。当年，莫辛斯基的家人从事纸业制造，在为南京市送食品物资时，他们一家人也做出了贡献。《拉贝日记》创排期间，每当莫辛斯基遇到瓶颈，他总会联系家人，和他们聊聊当时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家人鼓励他，“你不仅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讲述一段应该为更多人知晓的历史。”

　　莫辛斯基坦言，“这一题材的重要程度和意义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很少遇到的。我觉得我担负着一个重要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把这部剧做好，而且要让它成为一部意义深远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事件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

　　在《拉贝日记》的创作过程中，国际视角和世界语言是主创团队始终秉持的原则。记者了解到，这次《拉贝日记》的剧组中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就是为了用最好的创作资源来做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唤起人们对和平、对爱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故事。莫辛斯基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人物之间合适的对话来引出这个故事。比如我们的编剧，就将很多细节写得深入骨髓，而且用非常诗意化的语言写出了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我们希望能用音乐抚平伤痛，呼唤和平。”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几次关键抉择。80年前，拉贝有很多理由可以选择离开南京，但他却因一个理由而选择留下，那就是人性。莫辛斯基接手执导任务后，第一次翻开《拉贝日记》，他说，“我本来希望通过这部日记读到英雄般的宣言，但并没有，甚至还有点枯燥和乏味。所以我读了至少五遍，之后我终于意识到，这部日记只是记录了一个普通人，他知道在人类生存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做什么样的事才是正确的。这就是人性，这就是我们要在剧中呈现的。”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歌剧，《拉贝日记》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在莫辛斯基看来，我们一开始讨论剧本的时候就意识到不能把这部歌剧单纯地写成一个日记的转述，“我们要把这样一次向世界发声的机会给中国人民，告诉世界他们曾经遭受过的苦难，挖掘出人道和救赎的正能量，这才是这部歌剧所要表达的核心。” 本报记者 董 晨

　　徐志斌的社交红利系列出到了第三本，这一本的主题是“社群”。这确实是当下非常重要的课题。不论是筹划如何去影响别人，还是反思自己如何被社群裹挟、影响，都值得读读这本书，认真思考一下。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时代，我们习惯了以自然村落为单位，集体协作、共同生活。中国人天生注重集体，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归属与服从。到了现代，集体主义成为立国精神，我们的集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培养，集体人格属性进一步深化。

　　微信2.0 版本推出了大受欢迎的“语音对讲”功能，之后的2.2 版本推出了“查找附近的陌生人”功能，而“微信群”功能则是先于语音，在最初的1.1 版本就推出了。这个版本次序不难理解。过去10 年，腾讯一直是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络。根据其对用户的观察，对用户社交需求的理解，中国用户喜欢群居的特性一目了然。

　　如今，微信每天新增200万个群，人们纷纷将他们的自然关系链——家庭、家族、同学、同乡、同好——移植到微信群。现代人独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刷朋友圈，在一个又一个微信群里发言或者潜水，成了每天的精神食粮。如果没有手机和网络，人们会顿时惶恐不安，手足无措。

　　徐志斌在《小群效应》中有一个观点：“影响一个人的购买决策，最好的方式不是直接冲上去向对方推销，而是通过影响他的2至3位好友影响他。”这句话基本上道破了由网络社群引发的一系列商业奇迹的秘密。

　　从2015年至今的3年时间，互联网经济出现了新物种：网红经济、直播经济、知识付费、社群经济，其支柱点几乎都是网络社群的社交红利。

　　徐志斌在腾讯工作8年，之后在微播易担任副总裁，应该说他不只是社交红利的持续观察者，也是社交红利的受益者。

　　《小群效应》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如何从零开始建设一个社群，如何运营社群并影响其中的用户，是一本非常实用和系统的书。全书引用了大量案例和数据，许多商业运营案例其实也适用于职场。比如，关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会快速破冰，建立连接”，书中的理论是“三近一反”。将同年龄、同爱好、同地域，性别相反的人放在一个小群，会快速建立连接；比如，关于“捞月狗”这个游戏社区，要加入这个社区，需要先输入自己在游戏中的ID、角色，系统会推荐4个具有同样爱好和相似战绩的朋友，从而让一个进入社区的新用户处于“三近一反”的小群体里，快速与社区的其他用户建立连接。

　　“捞月狗”的研究数据还表明，用户如果在社区拥有3个好友，他/她就能够保持6至9个月活跃，社区80%的动态来自这部分用户；如果用户拥有7个好友，就会成为社区的铁杆粉丝。职场也是如此，员工对一家公司的留恋程度，往往取决于他/她在这里有没有朋友。

　　关于用户为什么要加入一个群体，并与这个群体保持长期连接，《小群效应》另外一个挺有洞见的论述是，用户对群体有六个诉求：问答求助、炫耀、寻找共鸣、分享知识和资讯、管理和储备潜在关系、共同认可的长期目标和价值观。其中，问答求助、分享知识和资讯、管理和储备潜在关系属于理性诉求；炫耀、寻找共鸣属于感性诉求；共同认可的长期目标和价值观属于文化的吸引力。

　　这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什么会与某人成为朋友，成为长期朋友，成为人生挚友的原因并无二致。如同挚友对我们的影响一样，这些社群正在潜移默化地占据我们的心智。

　　对此，徐志斌也专门提到：社交网络中的关系链构建了壁垒，好友即整个世界。有些人明明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却坚信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因为他的整个核心关系链都是错的。比如的模式，就是用强隔离形成一个全新的社群关系链，用高密度、高强度的信息占据人的心智。所以，当陷入错误的关系链时，社交壁垒会将人牢牢扯入泥潭。因此，徐志斌建议，应该毫不犹豫地删除自己不喜欢的好友。

　　我们在享受社交红利的同时，也应对社交信息时刻保持警惕。添加好友，加入圈子，也许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删除好友，摒弃圈子，也许成就了另一片海阔天空。

　　在手机成为肢体延伸，人人都是低头族的今天，手机成了掌中的世界。手掌之中，人来人往，群起群灭。建立一个社群，影响其中的人；加入一个社群，被其中的人影响。人人被席卷，概莫能外。认识社群，就是认识市场。

　　（所评图书，徐志斌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小群效应：席卷海量用户的隐性力量》）

　　一走进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实验室帕特里克·温斯顿教授的办公室，我就被墙上的一幅画吸引。那是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的壁画《创世记》的复制品：从天而降的上帝，将手指伸向亚当，亚当慵懒地斜卧着，似乎沉睡初醒，软弱中透着一些渴望，将自己的手伸向造物主。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刻，上帝即将给人类的肉体注入智慧。谁能预见，亚当的子孙有一天也将试图模仿造物主的角色，把智慧注入机器，而拥有智慧的机器又将对人类怎样？

　　看出我的兴趣，温斯顿教授慈祥地说：“放心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听了这话，我怎么更不放心了呢？

　　做访谈节目近20年的我，习惯于收集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和事。2011年，IBM认知计算系统Watson在智力问答节目《危险边缘》中打败两位人类选手，震惊世界。同年，预言家雷·库兹韦尔所著的《奇点临近》大卖。其中，2045年“超级智能”将全面超越人类智能的预言，开启了巨大想象空间。

　　为什么人们对超级智能产生恐惧？因为这关乎人的本质。笛卡儿说：“我可以怀疑所有我看到的事物的真实性，但‘我怀疑’这个事实告诉我，我在思考，我有意识。而如果我拥有这个，我就必然存在。”——“我思故我在”。

　　AlphaGo与李世石九段人机大战的结果是AlphaGo以4：1胜出，而更让人们惊叹的是人工智能在打法上表现出原创性，突破了人类棋手的惯用套路！如果说当年击败卡斯帕罗夫的“深蓝”靠的是人类编程，让机器用蛮力“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并做出选择；那么AlphaGo则是被赋予了深度学习的算法，经过海量的“训练”，自我优化的结果，其过程连设计师本身也被蒙在鼓里！

　　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一词正式诞生，马文·明斯基、约翰·麦卡锡等人工智能先驱满怀地宣告：“我们将尝试，让机器能够使用语言，形成抽象概念，解决人类现存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研究基于这样的推测——学习的每一个方面和智能的任何特征，原则上都能被精确地描述，并被机器模仿。”

　　多伦多大学杰弗里·辛顿教授的深度学习理论和纽约大学扬·乐昆教授的卷积神经网络的研究，为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领域带来。在计算能力和大数据的助力下，深度学习算法如虎添翼。2010年，吴恩达在“谷歌大脑”项目中，用一万台计算机搭建了一个具有十亿个连接的神经网络。为了“唤醒”这个超级大脑，他们接入YouTube的视频，一周后，机器对“猫”的形象产生了极为活跃的反应，而在这之前，没有人“告诉”机器什么是猫。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历史性的了。

　　与科学史上之前的重大突破主要仰仗少数科学家不同，在人工智能诞生60年后迎来的“第三次浪潮”中，亿万普通人加入到“训练”机器的行列中。2009年李飞飞在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发起的ImageNet项目，就吸引了全球167个国家五万余人，参与标注了1500万张图片，涉及22000个类别。科大讯飞的语音识别技术，仅在中国就有数亿用户，以不同的口音、不同的背景噪声参与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的“优化”。2016年，机器在语音识别上的表现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平均水平。而微软开发的人工智能伴侣虚拟机器人“小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1亿用户、300亿对话量，使用者与小冰之间一次多达23轮的对话数据，提供了人类情感反应模式的海量信息，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图灵测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拓展了我们的感知和行动能力。在英国牛津，留存微弱光感的盲人瑞德·赛尔，凭借“盲人眼镜”，能够分辨运动物体的轮廓，实现独立出行。更让他欣喜的是，时隔十几年，他再次看清了女儿们的面庞，并能亲自动手为她们准备早餐；在美国加州，被中风击倒全身瘫痪并丧失语言功能的亨利·埃文斯，凭借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借助特殊制作的眼镜向电脑发射激光信号，收发邮件，并借助远程视频设备“参加”了侄子的婚礼……机器还在大举进入人类的艺术世界，甚至表现出不凡的“创作”能力。

　　在英国西南部的法尔茅斯大学，西蒙·科尔顿教授以人工智能“绘画傻瓜”为骄傲。“绘画傻瓜”不傻，它已经学习了上万种绘画方法和风格，还能根据每天的新闻，选取合适的“情绪”来进行创作。它创作的作品“椅子”曾成功在巴黎的画廊里公开展出。作为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我花了500英镑从科尔顿教授手里买下了这幅画，已经有朋友双倍开价要向我购买呢！如果按黑格尔给艺术下的定义“美就是理性的感性表现”，那么“绘画傻瓜”的作品算得上是艺术吗？

　　内容简介：本书系人文财经作家秦朔对当今中国一批顶尖商业领袖的一手采访与对话，作者通过对企业家们的深入访谈，探索新时代企业发展规律与经营之道，呈现了他们的经营管理智慧与人生思考，并彰显出独特的中国企业家精神。本书不仅为中国读者，也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了解中国企业家群体提供了鲜活案例。

　　内容简介：全书共分五章，将中国古代哲学经典《易经》与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新常态下的国际关系处理，与中国梦的实现，与道德力、软实力、巧实力的构建融会贯通。可为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管理及工作人员、对国学感兴趣的大众读者提供参考。

　　钱钟书的《围城》，改变了一代人对于婚姻的表述，因为其中一句：“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1947年，钱钟书的《围城》在上海出版，这可能是所有中国小说里，刻薄话和比喻最密集的一部小说。夏志清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知乎上@紫藤花园 整理了《围城》中的50个精辟比喻，这里摘录部分分享，从中可以窥见钱钟书的幽默与“毒舌”。

　　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嘴唇碰一碰《圣经》，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有人失恋了，会把他们的伤心立刻像叫花子的烂腿，血淋淋地公开展览，博人怜悯，或者事过境迁，像战士的金疮旧斑，指示，使人惊佩。鸿渐只希望能在心理的黑暗里隐蔽着，仿佛害病的眼睛避光，破碎的皮肉怕风。

　　烤山薯这东西，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偷着不如偷不着”，香味比滋味好，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可，真到嘴，也不过尔尔。

　　她像睡着了，脸上泪渍和灰尘，结成几道黑痕； 幸亏年轻女人的眼泪还不是秋冬的雨点，不致把自己的脸摧毁得衰败，只像清明节的梦雨，浸肿了地面，添了些泥。

　　高校长肥而结实的脸像没发酵的黄面粉馒头，“馋嘴的时间”咬也咬不动他，一条牙齿印或皱纹都没有。

　　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激化，有作用。

　　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内容简介：江苏是文化强省，目前拥有各级各类博物馆、纪念馆180家，这些博物馆从北到南贯穿起江苏的楚汉、唐宋、六朝和吴地多文化形态，演绎出江苏千年积淀在现代的复活。本书集结了江苏省内23个博物馆，作者通过实地采风、访谈记录、影像再现等途径，展现出漕运、港口这样的概念性博物馆，也细致入微地呈现了醋和茶如此家常的主题馆。

　　农业帮助我们养活了迅速增长并日益成熟的人口。帆船的发明使得周游世界成为可能，而动力飞行显著加快了旅行速度。

　　过去，我们一生只要能看到一次这样里程碑式的发明创造，就属于见证历史的幸运儿。然而，数字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几乎每年都能目睹一次里程碑式的发明创造。

　　我之前曾经写道，今天的很多孩子以后都不需要开车了，因为等他们到了开车年龄，大部分汽车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且驾驶技术比大多数人娴熟得多。

　　因此，学驾驶的需求将会成为汽车迷的专利，而不是上下班通勤者的必然之选。获得驾照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传统里程碑，如果这也成为多余，那其他的呢？

　　答案是：其他很多东西也是如此。发明者若想要为人类提供未来10年或20年所需，他们必须明白，人类的需求比以前少了很多。在构建新的蓝图时，他们应该知道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很多富有的伦敦人和纽约客已不再青睐汽车这一价格不菲但又贬值迅速的资产。需要的时候，他们租一辆即可，不但全新，而且是配置。如果懒得开，或者想喝酒，他们会使用Uber叫车，不但所需费用比普通出租车低，便捷程度还比普通出租车高。

　　随着我们越来越擅长挖掘生活所需，并且找到新的方法满足这一需求，生活成本将会大大降低，且益处良多。现在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张，但很快就能看到地球上几乎人人都可以享受这种惬意的生活。

　　想想看，科技可以让医生在一天之内分析的影像是目前的10到20倍；可以让无人驾驶汽车实现20位租赁者的共享；还可以在你下单之后一小时内将你所购买的商品用无人机投递到家门口，省去你淹没在商场里的时间。

　　创新使得很多行业的门槛消失。想要创业并拓展市场，只需花费几美元，现成的“自己动手”（DIY）网站将助你一臂之力。

　　我们很多人已经开始用智能手表和手机App检查自己的心率和健康状况。医疗保健方面的自我诊断将会越来越细致。

　　那做东西呢？3D打印机过去只存在于科幻小说中。后来，超级富有的“电脑控”们把它们当作奢侈的玩具。几年之后，它们将进入千家万户。公路自行车上的车载智能手机支架坏了怎么办？要是能从网上下载图纸并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你还会去买一个新的吗？

　　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那些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助的发明，比如模块软件、自我医疗保健和3D打印，等等。

　　能够促使人们快速轻松地掌握专业知识的学习工具将大受欢迎。从事低端劳动、以前需要花大价钱才能雇用的机器人也会普及。

　　那些为你创业铺平道路的软件工具，如税法指南、供应链连接、自动化客户搜索，也会给它们的发明者带来财富。

　　我们即将面临一切过剩的状态。由于创新的步伐加快以及成本的急剧下降，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也随之降低，由此产生的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消费过度。

　　虽然贫穷与营养不良仍是关注的焦点，但是包括肥胖症、糖尿病以及心脏骤停在内的富贵病已经成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健康杀手。

　　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西方的饮食习惯，也开始步其后尘。对未来的预测则更加不容乐观，那就是垃圾食品价格下降有可能拉动几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消费。

　　除了肠胃的过度负载，我们的耳朵和大脑也有过度负载现象。社交媒体的发展以及24小时无间断交流使得我们无法集中注意力，各种各样的事情接连不断地侵占我们的时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更大的挑战将来自物资充沛而不是物资匮乏。

　　启示：创新者所专注创造的产品应该能够帮助用户摆脱过量信息，并减少他们对次优和无关内容的消费。

　　有助于甄选（重质不重量）的产品会受到青睐；能够对信息流用心打磨并精挑细选的数字信息处理工具也会受欢迎；让消费者远离低劣和不健康饮食并轻松迅速获得最佳饮食的数字化导餐服务才会有发展空间。

　　先是词语和数字，然后是游戏，直到诸如电影、影像和音乐这样的富媒体成为标准格式，而我们已经忘了这个变化最近是如何发生的。

　　机器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变化。复杂的业务智能、医疗器械、工业流程以及运输系统都在实现数字化。价格低廉的传感器越来越普及，而且几乎可以监控一切。机器人虽然还不具备人的情感，但它们已经能够承担基本日常护理的功能。

　　想想通信与交通：如何让虚拟商务会议变得更真实？火车司机还有必要存在吗？别忘了，包括伦敦码头区轻轨在内的世界上好几条铁路线多年前就已实现了无人安全驾驶。每次购买纸质交通票、演出票或电影票时，请记住它们迟早会被电子票所取代。10年后我们还需要服务员吗？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他们的工作。

　　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机合一”的时代。视网膜植入已经可以用硅芯片代替神经元。借助计算机软件，假肢成为中个人定制的一部分。

　　未来几年，军队将会配备计算机辅助下的外骨骼。在非军事领域，外骨骼有望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行走。

　　同时，纹身传感器可以进入身体，跟踪主要的健康指标，从而对健康状况进行实时反馈。纹身传感器搜集到的信息将通过无线方式即时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上。

　　曾经饱受争议的“谷歌眼镜”最终也将成为小儿科，因为不久我们就可以期待《终结者2》（Terminator II）风格的源于视网膜植入物的平视显示器的诞生。

　　当机器与人合二为一时，你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吗？这一哲学命题让思想家们夜不能寐。同时，创新者也将变得忙碌起来。

　　舒适度极佳的鼻腔植入物、声波鱼风格的耳内翻译机、可望远的视网膜适配器，这些以前只有在漫画中才会出现的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稀松平常。

　　对我们来说，地球变得太小了。在过去二百年中，人口增长率是指数级的，即每年人口以相同比例增长。目前这一数值约为1.9%。这听起来可能不是很多，但它意味着，每四十年世界人口就会翻一番。2022年，我将庆祝自己80岁的生日，而在我人生的这段历程中，世界人口比我出生时膨胀了四倍。

　　这样的指数增长不能持续到下个千年。到2600年，世界将拥挤得 “摩肩擦踵”，电力消耗将让地球变成“炽热”的火球。这是岌岌可危的。

　　然而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世界末日，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移民到太空，探索人类在其他星球上生活的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情况就如同1492年前的欧洲。当时的人们很可能坚信，哥伦布的探险注定是徒劳无功。然而，新世界的发现，对旧世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向太空的拓展，将彻底改变人类的未来，甚至会决定我们是否还有未来。它不会解决地球上任何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它将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全新视角，让我们着眼于更广的空间，而不是拘泥于眼下。

　　会找到外星生命，还是发现我们终将在宇宙中踽踽独行？我们相信，生命在地球上是自然而生的，是在漫长的进化后，实现了与地球资源的高度契合。

　　因此，在其他条件适宜的星球上，生命的存在也是可能的。即使这种可能性极小，但宇宙是无限的，我们还是可以假设，生命会在某处出现。不过，如果概率很低，那么出现生命的两个星球间的距离，可能将异常遥远。

　　在太阳系中，月球和火星是太空移民地最显而易见的选择。水星和金星太热，而木星和土星是巨大的气体星球，没有坚实的表面。火星的卫星非常小，并不比火星本身更优。木星和土星的一些卫星也存在可能。

　　去年，我与企业家尤里·米尔纳（Yuri Milner）一起，推出了长期研发计划——“突破摄星”，目标是让星际旅行变成现实。如果成功，在座各位有些人的有生之年内，我们将向太阳系最近的星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发送一个探测器。

　　为了探索和考量移居太空的可能性，“突破摄星”是人类初步迈向外太空的真正机会。这是一项概念验证的使命，其中涉及三个概念：迷你太空飞行器、光动力推进和锁相激光器。

　　“星芯片”是尺寸被缩小到仅几厘米、但功能完备的太空探测器，它将附着于“光帆”上。“光帆”由超材料制成，重量仅有几克。我们设想，一千个由“星芯片”和 “光帆”组成的纳米飞行器将被送入轨道。在地面上，激光器阵列将共同形成一道超强光束，光束穿过大气，以数十吉瓦的功率射向太空中的“光帆”。

　　这项创新背后的想法，是以光束来驱动纳米飞行器的前进。这样产生的速度虽然不及光速，但也能达到其五分之一，约合每小时1亿英里。这样的系统可以在一小时内抵达火星，几天内到达冥王星，一周内就可以追上并超过旅行者号探测器，并在短短二十年后到达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

　　重要的是，“星芯片”的轨迹可能包括“比邻星b”，这颗位于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宜居带的行星，与地球的大小类似。正是在今年，“突破摄星”与欧洲南方天文台携手合作，进一步探寻半人马座阿尔法星系的宜居行星。

　　目前看来，这些都可能成为现实。但我们也看到重大的挑战。1吉瓦功率的激光器仅能提供几牛顿的推力，不过因为纳米飞行器只有几克重量，恰恰可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工程方面的挑战是巨大的。纳米飞行器必须经受极限加速、极寒、真空和质子，以及与太空粉尘等垃圾的碰撞。

　　还有一些严峻的问题。如何让数百道激光穿过大气波动时聚合？如何推动纳米飞行器又不烧毁它们？如何让它们瞄准正确的方向？此外，我们还需要让纳米飞行器在冰冷的真空环境中工作二十年，这样它们才能将信号传回到四光年外的地球。

　　然而这些都是工程设计要解决的问题，而工程挑战往往最终都会被解决。随着技术日趋成熟，我们可以展望更多令人兴奋的使命。如果“突破摄星”计划能传回毗邻星系中宜居星球的图像，这对人类的未来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南京，颐和路街区已经成为一张城市名片，数百座时期的西式建筑被列入历史风貌区，作为建筑文化遗产加以保护。然而，就在这片被誉为“万国博览会”的超级街区中，凤毛麟角地散落着几幢采用西式建筑材料和结构体系，却呈现出中国传统外观式样的建筑物，犹如出现在一场西装革履派对中的几位身着中山装的绅士。

　　位于老菜市路和水佐岗路交叉口东南角的荷兰驻中华大使馆旧址，就是一座身着“中山装”的老房子。

　　荷馆旧址是诸多驻南京外交使团中，唯一选择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领事馆建筑，这样的做法与英国大使馆的殖民式建筑、美国大使馆的现代式建筑形成了强烈反差。那么，荷馆旧址这座老建筑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对现有历史资料的梳理表明，关于这座建筑物的相关历史信息零散稀少，这座2011年便被列入省级文保单位的老建筑，仅门牌号码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建成年代则存在1935年和1936年两种不同的说法。

　　为寻找新的第一手资料，我的目光转向该建筑最初的使用方——荷兰驻华大使馆，并向现驻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发去了电邮。我的请求迅速得到回应，荷兰驻沪总领事鄱佩德（Peter Potman）先生不久后便带随员来南京，了解研究进展和疑问，并实地考察荷馆旧址的现存情况。接下来，在鄱佩德先生的协助下，我从两个渠道获得了多份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第二个渠道是一位荷兰独立研究者张克雷（Vincent Chang）先生。他专程访问了位于海牙的荷兰国家档案馆，收集到16张历史照片和四份地产权属文件，包括签署于1947年4月29日的“买卖地产契约”、南京市地政局签发于1947年4月5日的“土地所有权状”、南京市地政局签发的地籍图、签署于1955年11月18日的“买卖契约”。

　　这些海外资料附着于房地产契约、照片、图纸、电报、信函等多种形式，涵盖了1930～1950年代的完整时间跨度，梳理这些资料，这座老建筑最初的建造使用情况，也逐渐清晰地显露出来。

　　根据艾森男爵1947年发往荷兰外交部的多份电报可以确认，这座建筑物及其附属的土地，都是荷兰外交机构从中国地产所有者手中购买而来。签署于1947年4月29日的“买卖房地产契约”是此次交易的最有力证明。另一份“买卖契约”签署于1955年11月18日，该地产由南京市政府从荷兰外交机构手中购回。

　　张克雷在海牙荷兰国家档案馆查阅到的资料中，有一份荷兰驻华大使艾森男爵于1947年4月12日发往荷兰外交部的电报，申请一笔总额为86000美元的经费，用于购买一座“全新的石结构建筑”（艾森大使并非建筑专业人士，很可能使用此词来代指当时新式的砖石建筑结构，以便同那些采用木框架结构的中国旧式建筑物加以区别）。随后的文字进一步解释说：“这座很快将会完工的建筑物，看起来不仅非常适合作为一座大使馆的用途，还可以为大使与其家属、两位荷兰职员，以及大部分中国籍雇员和提供住宿的场所。”电报附件中的照片显示，建筑前方还有人在清理新铺的路面，砖砌的路牙尚未出现，树木还是幼苗状态，草地仍未铺设，露台上方还有毛竹制脚手架，这表明建筑刚刚落成。

　　就在艾森男爵发回申请购馆经费之电报的当月底，荷兰驻华外交机构便正式和中国地产所有者签订了契约，将这处房产连同附属设施一并买下，作为正式的大使馆馆址。1947年6月中旬，荷兰大使馆正式由其临时办公地点而进驻。

　　由签署于1947年的“买卖房地产契约”和“土地所有权状”可以确认，该地产原先的所有者均是一位名叫“萧成夫”的中国人。有意思的是，艾森男爵稍晚发给荷兰外交部的电报中，提到此处房产的出售者为一名“将军（general）”，我遍查“中华南京政府授予将军全名录”也未见萧成夫之名。那么艾森男爵口中的“将军”究竟是谁呢？

　　通过对契约文件的进一步仔细检视，笔者发现了其中有一位“见证人”名叫“萧之楚”，这是一位著名的北伐、抗日名将，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战役、长城抗战、凇沪抗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桂柳会战等二十余次大小战役，历任四十四师师长，第十军副军长，第二十六军军长兼第十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十九、三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国民大会军事席代表等职。解放后退居，1958年于台北去世。

　　此契约签订的1947年，萧之楚正在南京养病。萧之楚解放后退居，其次子萧敬人，笔名萧逸，后成为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与香港的金庸并称“南金北萧”。萧之楚的孙女萧蔷，则是著名演员。

　　综合分析起来，艾森大使口中的将军——萧之楚，极有可能是此处房产背后真正的所有者，而契约中的所有者萧成夫，很有可能是萧之楚将军的某位近亲。至于萧之楚将军为何要将自己这位近亲推到前台，来完成这笔地产交割，可能仅仅是这位身处乱世的将军，出于避嫌的考虑而采取的一种遮掩手段。

　　至此，关于这座位于颐和路的“中山装”建筑物的来龙去脉，已基本厘清。依靠海外第一手资料得到的结论，最终颠覆了先前国内学术界对该建筑的基本定位。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使更多的研究者将建筑遗产作为历史的见证，在关注其建筑实体及空间态所具有的艺术价值的同时，去努力发掘它作为历史场景所承载的与之相关的物与事件，揭示百年建筑变迁背后的历史和人文价值。

　　今年，《新华日报》80岁，我93岁。我们携手走过了80年，跨越了两个世纪。我与《新华日报》结下的不解缘可谓打不散、剪不断。

　　1937年夏，抗战全面爆发，十二岁的我随姑母由南京溯江而上，经武汉转粤汉铁路抵长沙。翌年初，我第一次读到了刚在武汉创刊的《新华日报》。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我从长沙撤退到贵阳，就读于贵州省立贵阳中学。刚到贵阳，我便惊喜地读到了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犹如他乡遇故知。后来才知道，在武汉失守、日军进城的当天早晨，《新华日报》仍在坚持战斗，而“重庆版”的《新华日报》也在同一天（10月25日）奇迹般出现在山城街头。《新华日报》在重庆的神速出版，令全民鼓舞、令当局震惊、令日本军国主义胆寒。

　　一年多后，我由贵阳转学到重庆复旦中学。学校在郊区化龙桥，正巧与《新华日报》为咫尺近邻。同学们几乎皆为《新华日报》的忠实小读者，竞相以自己有限的零用钱订阅这份报纸。每天清晨，大家尚在漱洗，报童便进了校园，我们手是湿的，会张开胳膊，将油墨未干的报纸搂在怀里。当时的当局碍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未敢公开阻挠报纸的出版发行，但拨给《新华日报》的印刷用纸，则是极其粗糙的劣质纸，纸张呈暗绿色，字迹难辨。而我们这些满腔热血的少年，却深爱其绿色的“战袍”，视其为不可一日须臾缺之的精神食粮。

　　我们最爱读她的抗战报道、重要社论及文学副刊。当时《百团大战》、《台儿庄大捷》等令人振奋的战地新闻与前线捷报，都是从中获悉的。她的社论旗帜鲜明、犀利有力，充满说服力地宣传了中国党的抗日主张。《新华日报》不仅发表、周恩来等诸多我党的文章，对高层人士的言论，只要不违背团结抗日前提，也都予以发表。对于各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如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更是提供充足的版面。她开辟的《青年生活》《读者园地》《妇女之路》《友声》《国际述评》等专栏，经常发表重要而富于文采的文章，吸引了大量读者。每逢“五·四”、“一二·九”等重念日，《新华日报》都会通过社论和专稿号召广大青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新华日报》的副刊内容丰富，版面生动，我就是从副刊上认识了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丁玲、宋之的、曹禺、陈白尘、吴祖光等著名的作家和导演。少年时的我之所以酷爱文艺，《新华日报》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抗战时期，重庆大、中学校的和文艺活动十分活跃，我时任复旦中学学生社团“叱咤社”负责人，排演大型抗日话剧的过程中，有幸结识了一批地下党员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的指引下，我进一步密切了与《新华日报》的联系，经常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购买《大众哲学》《甲申三百年祭》《窃国大盗袁世凯》《文艺问题》等进步书刊。每当踏上那木质楼梯，登上并不宽敞的二楼时，总是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对于公开以社领导身份战斗在第一线的社长潘梓年，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总经理熊瑾玎，采访部主任石西民等，我都怀着崇高的敬意。其实，我们都知道，《新华日报》社是“中统”、“军统”监视的重点，昼夜都有乔装特务在门口盯梢、记录、拍照，我们对此都不屑一顾，无所畏惧。而许多受当局的人民群众，也把《新华日报》当作伸张正义的地方，经常有人在那里申诉冤屈，要求公道。

　　在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中，坚持抗战立场的《新华日报》无疑为其轰炸重点。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中，《新华日报》差点被夷为平地，而与之毗邻的复旦中学不幸中弹，校舍毁于一旦。我的家在空袭中几经迁徙，但无论在南岸南坪场，还是在巴县渔洞溪，我都能及时地从报童手里获得《新华日报》。其实送《新华日报》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经常有报童被特务跟踪、寻衅殴打，甚至莫名不知去向。当报社向方面报失和查询，答复结果总是“自行失踪”。于是，“自行失踪”成了当时极具讽刺意味的遁词。正因为如此，我的报童朋友每次前来送报，都是举止警觉、来去匆匆。他们不愧是《新华日报》培养出来的红色小战士。

　　1941年1月，《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的报道和社论被当局扣发，周恩来同志愤然写下了：“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和挽诗。当天，报社全体人员和报童一道上街卖报，痛斥派背信弃义、破坏抗战的血腥罪行，整个山城为之震撼。其时正值寒假，我专程从南岸过江，到民生路目睹了这一悲愤场面，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

　　1945年日本投降，抢先派出各路大员到沦陷区“接收”，群众将其穷凶极恶的行径称之为“劫收”，举国愤慨。1946年8月10日，《新华日报》副刊以头条版面发表了我以“洪微”笔名著写的文章，对于“劫收”这一丑行予以抨击和嘲讽。这是我在《新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当天清晨，我赶往会场，兴奋地看到了《新华日报》迎风飘扬的红旗，还有国立艺专、劳动协会、新出版业总会的鲜艳旗帜。我刚在《新华日报》的流动书摊上买了一本《论联合政府》，会场即开始大乱，特务大打出手，酿成了“二一〇”血案。我亲历了这一暴行，并第一次公开与《新华日报》的员工们并肩战斗。事后，我写了长诗《二一〇》发表在《南边草》壁报上，长诗的最后两句是：“较场口，你这肮脏的地方，从今后将变得更肮脏！”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即在中南海宣布：决定《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石西民同志随即抵宁接管了《中央日报》。4月30日，作为南京市委机关报的《新华日报》正式出版（建省后改为省委机关报）。当时我在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和南京市文化艺术工作团工作，成为《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著名艺术表演团体访华演出频繁。为了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和对观众进行必要的引导，中方的省以上大报必须以最快速度发表在当地演出的评论，赶在对方离境之前见报。当时我在省文化部门工作，并任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副秘书长，因而成为《新华日报》理所当然的特约撰稿人。那时我经常是当晚观看完演出之后，通宵走笔，至凌晨脱稿时，报社取稿的同志已来叩门。

　　这一期间发表过的评论文章，据记忆所及，大抵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歌舞团、古巴芭蕾舞团、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云雀”民间舞蹈音乐团、苏联“列兹金卡”舞蹈团、越南共和国歌舞团等多家。特别要提及的是日本的松山芭蕾舞团，这个团早在1955年就与中国开始了交流，并于1958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冲破阻力，首次将由中国电影《白毛女》改编成的芭蕾舞剧带来中国公演，获得成功。我为此撰写剧评，将主演松山树子称为芭蕾“白毛女”的“祖奶奶”。此外，我还为日本线年来宁上演的近代话剧《大年夜》撰写了大篇幅的剧评。

　　频繁地撰稿与合作，我与报社的很多同志都成为了朋友，由于经常直接到编辑部校稿，彼此几乎成为一家人。

　　“”时我被关进“牛棚”，搁笔，粉碎“”后，春回大地，我又恢复了与《新华日报》的联系，继续为她撰稿。

　　从读者到作者，从特约通讯员到特约撰稿人，我与《新华日报》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和改革开放的辉煌。如今，欣逢《新华日报》八十华诞，衷心祝她风华永驻，前程无限。

　　这次苏州行，为了昆曲博物馆的一场展览，“曲终人不散——九如巷合肥张家家族昆曲展览”。江南望族与昆曲的关系，张家是一个很好的样本。

　　曾经看过一部《昆曲六百年》的纪录片，其中出现了著名的合肥四姐妹。那时，已近百岁的张充和接受采访，示范了唱腔和身段。后来我又看到了她们年轻时的照片，这家人太有趣了，四个女儿，个个好看，六个儿子，个个有才。老照片是黑白的，但人的气质却是有色的。我又去找他们家族的故事看。沈从文、周有光、叶圣陶、巴金、冰心、老舍、汪曾祺……近代史上许多名人都在他们家的故事里出现。

　　张家住苏州，家里有园林。虽是合肥外迁，但已然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们的父亲张吉友开办新学，广纳贤才，并请来当时已经没落的昆曲班老曲家为儿女们教习。在当时的苏州，当地的许多家族重视文教，他们接触新学，但仍坚持旧的文化，拍曲唱曲，就是之一。当时第一个女子曲社幔亭就在顾家的怡园成立，张家的元和、允和两位小姐活跃其中。

　　1930年，被寄养合肥十六年的张充和回到苏州，姐姐们学的新学，说的胡适，她都不知道。唯有昆曲，令她惊奇，那些曲谱和故事，她在老家的书房里看过的，原来还能这样唱出来、演出来。

　　充和的到来，令幔亭女子曲社又多声采，曲会在各自社员家举行，怡园、鹤园、拙政园，也包括九如巷张家家中。女子曲社角色不均匀，她们就邀请其他曲社的男友人来参加，比如后来成为元和夫君的顾传玠。

　　之后，姐弟们各自外出求学，成家立业。充和与大弟宗和求学北平时期，共同参加了俞平伯在清华的谷音社。1936年夏，宗和毕业离校，却不应父亲的要求回家任教。他给四姐充和发了消息，约好一起到青岛参加曲会。

　　据记载，当时青岛有一个青光曲社，请了苏州的名家沈传芷前去指导，传芷在苏州就与张家人交好。曲会上，张家大弟宗和认识了孙家的凤竹小姐。后来，凤竹嫁给了宗和，育一女。

　　抗战之前，张家姐弟就曾在苏州大光明剧院演戏，其中有张元和的柳梦梅，张宗和的潘必正，张充和的陈妙常等。在更早之前，为支持五卅运动，宗和、寅和、定和、宇和四位公子，还参加了乐益女中发起的募捐义演，演《空城计》。张家所得捐资，尽数送往上海支持工人运动，退回的捐资，则修建了如今苏州的五卅路。

　　1937年，抗战爆发，苏州沦陷。张家子女随家人回合肥老家避难，父亲张吉友让他们各自到后方工作，自力更生。

　　这段时间，张家人在昆明的呈贡龙街云龙庵聚集，龙街住了兆和、充和、宗和三家，那里又靠近西南联大教授们的住处，名家贤达互相往来，也不乏曲事。罗常培、査阜西、郑颖孙、冰心就与他们过往频繁。

　　联大曲社期间，充和在重庆礼乐馆工作，做整理国乐的工作。1941年，教育部组织劳军演出，充和选了一折《刺虎》，振奋军心。

　　抗战胜利，张家人纷纷返乡，这八年中，悲欢离合，生老病死，他们都经历过了。允和失去了疼爱的女儿，宗和失去了妻子凤竹。1938年，他们的父亲也因病早逝于合肥。幸好一母同胞的九个姐弟，一直互相扶持，彼此信任。1946年，他们阖家团圆，在上海拍下了后世流传的一张合影。

　　抗战后，姐弟各有方向，各有选择。昆曲依然是他们的爱好，充和曾在抗战后回到苏州义演，连唱六天，累至。1949年后，充和随傅汉思到美国，而后又到耶鲁讲学，传授昆曲、书法。她自己做笛子，缝戏衣，训练女儿和外籍徒弟为自己配戏，为了昆曲，她能克服一切困难。

　　元和随顾传玠定居，后到美国，与充和一起传播昆曲，合作演出，留下一套昆曲身段谱；允和加入了北京昆曲传习社，跟随俞平伯先生学曲，并主持社务，身后留下了一部资料丰富的昆曲日记；大弟宗和则定居贵阳，在贵阳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不仅教授戏曲史，还为当地戏曲演员排练昆剧；三弟定和，为昆剧《十五贯》作曲，这部戏被称为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2015年6月18日，充和在美国去世，享年102岁。至此，合肥张家十姐弟同归，人间的曲终，在另一个世界，他们相聚不散。

　　旧时高邮城不大，有城里城外之分。北门最为热闹，有城门口、石桥、石狮子，有高邮饭店、大剧院，有百花书场，还有城门口的茶炉子。茶炉子是个热水供应铺，一个锅膛烧火，上面四个水铞子，中间还有个小汤罐。炉台前面支撑一个案板，可以放八到十个空水瓶。一群人围在周围，还有手里拿着空瓶的在等水烧开。

　　烧茶炉的是我爷爷奶奶。爷爷高高的个头，挑水、烧火、浇水（开水往水瓶里灌）都是他。奶奶是上海人，个子矮小，不太会烧火，也不能胜任台面上浇水，浇不了几瓶就喊膀子酸疼。爷爷就从水缸跟前放下担子接过奶奶手中的大舀子，从水铞里将滚开的水由漏斗灌入一瓶瓶，扑哧扑哧直响。

　　爷爷勤快，奶奶也就落得轻松，但家里还是奶奶做主。年岁在增长，看着爷爷这样辛苦，终于有一天，奶奶跟爷爷说：“我们明天老了怎么办？还是抱一个孩子吧。”

　　爷爷隔河渡水来到高邮湖畔码头庄，金灿灿的麦子等待收割，微风吹拂，麦浪翻滚，一眼望不到边。树上知了不停叫着，此起彼伏。湖边三个男童一边玩耍，一边在放着一群鸭子。爷爷跟在两个年长一些的男人身后来到三个男童身边，一个大的已经13岁，早已跑去很远。“小三子！你跟他去城里吧……”小三子不肯。爷爷就上前伸手去拉小三子手，小三子抽身就跑。爷爷就跟着两个人在后面追。谁知这小三子身手不凡，一个猛子栽到河里，三划两划上了对岸，“就是不肯！”这时，爷爷他们转身看见只有我爸站在原地，他不会游泳，也没有跑，只好跟我爷爷去城门口的茶炉子。

　　奶奶虽然动手不行，但动嘴很行。在奶奶的教导下，又有勤快的爷爷做榜样，爸也长成高高的个子，很快就成为茶炉子的新生力量。爸最喜欢应约往大剧院、百花书场后台送水。一旦有新的戏班子来，爸挑一担开水嘴里喊着“开水来了……”门口检票员就立刻梳理出一条特别通道，先让爸直接进入。爸不但可以欣赏到新戏，还可以见到化了妆的演员在后台热身练嗓，也可以见到幕后操琴手、文场、武场，只见他们在片刻闲余之时交头接耳、抓耳挠腮，那是一般人见不到的场面。

　　奶奶把爸叫到跟前：“小鸡子（爸属鸡，小名），你今年十九岁了，你上海大姨娘家里有个小保姆也是高邮人，叫小巧子，今年十六……”爸说：“我不要，也不知道是瘸子还是瞎子。”就要转身。奶奶笑着敲桌子，爸只好又坐下来听奶奶说：“呵呵呵，小巧子也是这么说的。明天带你去上海看看，你们对眼了就好嘞。”

　　一表人才的爸一来到妈跟前，我妈鼻子尖，闻到一股臭味，在几个陌生人中，很快就发现是爸的脚后跟踩到了新鲜鸡屎，就让爸赶快把鞋子脱了，斜跪在地上，麻利地为爸刷鞋子。那年冬天，妈从上海回了高邮，嫁到城门口的茶炉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妈生了我，家前屋后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我坐在草窝子里不停地哭。一旦遇到百货公司员工来茶炉子烫几个茨菰的，妈就殷勤地用滚滚的开水多烫几次，随后就向好心人讨要一个放我手上，我就不哭了。我很讨厌茶炉子，家里到处是水，最可恨那些蓄水的大水缸，一见到它们我就有些胆战心惊，耳边就有爸妈时常为生计发生口角。清楚地记得爸对妈说过，“……我恨不得把你捺进大水缸！”

　　偷偷打开妈的箱柜，翻出白色花边的长筒袜，也没见过，好奇地套在两个膀子上，想不到妈还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幼稚地想：妈要是不跟爸回高邮，我不就是上海小姑娘了吗？那年我12岁。后来家里装了自来水，百货公司又有一种插入水瓶通上电就可以将水烧开的“热得快”。从此，城门口的茶炉子再没开张。

　　网络时代，打开朋友圈，都是朋友。与她的相识，源于几年前，我在淘宝上找到她，给我刚出生的女儿代购了几件韩国的童装。

　　一年后，微信开始风靡。为了代购联系方便，我们互加了微信，朋友圈里偶有互动，我时常会找她代购护肤品或是衣服。

　　她不像别的代购那样刷屏，渐渐地，我从朋友圈里拼凑出了她的生活——她是延吉朝鲜族人，比我大两岁，面相温柔漂亮，喜欢花艺，子女双全，相夫教子。她的爷爷辈是韩国人，她在北京读完大学后，嫁到了浙江，因为父母在韩国生活，经常往返首尔与浙江，代购生意一直不错。

　　她父母在首尔有两套公寓，头脑活络的她将公寓短租给去首尔自由行的中国旅客，虽然租金不菲，但是环境条件很好，性价比高。五年前我和闺蜜们第一次去韩国旅行，我们仨的首尔旅行就在她家160平方米的高层公寓里住了七天。彼时，远在国内的她用微信指导我们旅行，告诉我们哪个商场折扣多，如何坐地铁直达景点，哪家的炸鸡、烤肉最正宗。

　　那几日，我们最直接体验了首尔的居家生活。每天早晨，她的妈妈都会来给我们做一餐稀饭煎蛋，安抚我们的中国胃，并用洗衣机将我们的衣物洗净晾干，还与我们聊聊每日的行程。家里地板每天都被擦得一尘不染，进门脱了鞋子就得光着脚在家里走；垃圾分类严格，周三有专人上门收分类好的垃圾；周末的傍晚，还有物业人员上门在下水道喷洒药水，据说是防蚊灭蝇。这样的旅行，比住宾馆的感觉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真是好太多了！

　　那应该是我们最初对自由行最美的一段记忆了吧。后来，我们再去韩国旅行时，她家的公寓已经不对外出租了。而我们还在牵挂她家公寓小区门口的烤肉店和营业到半夜十二点的漂亮的咖啡馆。

　　那一次旅行后，我与她似乎更熟络了，她微信里晒她漂亮的小女儿，温柔的妈妈，我都觉得有点家人的亲切感。

　　后来，我开通公众号，她经常给我留言，偶尔聊几句。我们开始交流出国旅行的故事，聊我写的那些文章。

　　秋天里，她回到家乡延吉参加同学聚会，合影里，她还是那么温柔漂亮；彼时，我在忙碌于一年一度的迎新生文艺演出。

　　冬天里，她去了北京，她说，下了雪的北京美得不像话；我带着家人去了泰国的海边旅行，我说，每天早晨面朝大海吃巨大一盘木瓜菠萝，真是好罪恶。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她全家来南京旅行，她给我微信留言说，时间很紧张，该怎么安排行程呢？我赶紧告诉她，时间虽紧，但是中山陵景区一定要去，那里有最美的陵园路梧桐大道。还有，牌档和鸡鸣汤包一定要去吃。她后来留言对我表达谢意，她说，南京真是太美了，全家决定下次一定要再来一趟深度游。

　　我与她，起初素不相识，至今也未曾谋面。但是我们彼此关注，相互信任，这样友情来往也有五年多了。这样的朋友，应当算是这个时代里最平凡，而又很特别的馈赠吧。

　　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烙印，无论是她的代购事业、韩国自由行短租公寓，还是我感兴趣的业余时间写写文、自由旅行和开通的微信公众号，都是这个新媒体时代的缩影吧。

　　现在，我们的朋友圈，依然会晒出春夏秋冬那些平凡又美好的点滴，分享那些令自己满足的小幸福，偶尔也会宣泄一点小小的情绪，亲朋也好，路人也罢，让我们彼此多给予一些关注和友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