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带你回到——大衰退时代（1929~1939）

　　让我来勾起你的回忆吧。因为，要想理解美国人的生活在1930年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就必须首先回想一下，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前——也就是在那场导致了大萧条的金融恐慌之前——事情是个什么样子。要做这件事情，最方便的办法，大概就是想象自己重新生活在1929年的某一天：瞧瞧事情看上去是个什么样子，听听人们在说些什么，扫一眼报纸、杂志和书籍，留心一下人们头脑里所关注的、设想的、期待的是什么，带着你今天的眼睛、耳朵和知识视角去做所有这些事。

　　我选择1929年9月3日，作为我们将要重访的日子，因为正是在这一天，大牛市达到了顶点：如此长时间地、如此猛烈地一路狂奔的道琼斯指数，创下了它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如果说有哪个日子，可以说代表1920年代的繁荣——还有投机——浪潮在这一天达到了其高高卷起并迅速坠落之前的最高点的线日莫属。

　　那是异常闷热的一天，是1929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当然，其他地方并不这样：在远西地区和南方，气候宜人，温度适中。但是，从缅因州的海岸，到内布拉斯加州的麦田，灼热的阳光不依不挠地炙烤着大地。

　　昨天是劳工节（译者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节日，为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昨夜，当这个长周末假日结束的时候，通向美国大城市的郊区公路简直是拥挤的噩梦，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满载着晒得黝黑、热得难受的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一整夜都在朝城里的方向缓慢地爬行，一英寸接一英寸地怒火中烧。在新泽西通向纽约的公路上，交通流彻底停滞了，以至于数以千计的人眼瞅着几个小时也到不了荷兰隧道，便只好把他们的汽车停在了纽华克或霍伯肯，改乘地铁完成他们的这趟旅行。火车站里也挤满了人——不光是度假者和周末旅行者，而且还有从露营地集体返回城里的男孩女孩；劳动节的交通从未这样拥挤过，或者说，劳动节旅行的集体不适从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当然，那会儿还没有空调汽车。）

　　当你度过一个无风的夜晚之后，在9月3日星期二早晨一觉醒来的时候，报纸上的天气预报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安慰。它是这样说的：今明两天晴天，气温依然很高。你注定在劫难逃：纽约的气温是华氏94.2度，芝加哥、底特律和堪萨斯城是90度，圣路易92度，明尼阿波利斯94度，波士顿97度。

　　吃过早饭，你来到大街上。你见到的那些男人，看上去跟十年之后的男人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虽说他们当中衣领笔挺、身着马甲的人比后来那些年里要多一些，而且脑袋上不戴帽子的人却远没有后来那么多。然而女人的确有所不同，时髦的体形是直上直下——无胸、无腰、无臀；就算你能看到少数几个女人还算接近理想，但至少，她们显然费了老大的劲儿。梅·韦斯特的曲线尚未发挥全国性的影响。腰部——如果那也能叫作腰的话——跟臀部一样浑圆。裙子很短，只比膝盖低那么两三英寸：比她们在1939年之前想要一短再短的还要短。（新款晚礼服无背无袖，有嵌布片、三角布或拖到脚踝的垂饰，但礼服本身还是很短。）每件上衣都有V型领，就连每件针织套衫几乎也都有。如果这是一个冷天，而不是夏天最热的日子，你就会看到，每个女人都用力地抱住自己，缩进她紧紧包裹的外套里。女人的帽子是一个小小的头盔，刚好紧贴着后颈窝，并如此严密地把脸围住，以至于一个女人头部的侧视图除了眼、鼻、口和下巴之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一两缕头发装饰着脸颊——还有头盔。并不是所有女人都剪短发，但被人们认可的样式是：把后面的头发剪短，再把它拽向前面遮住耳朵。

　　在一座大城市里，你可以在商店购物者当中看到一两个穿裸背装的女人，以及几对穿长袜的大腿，因为晒黑的狂热正以它的新奇而盛行。正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HomeJournal）所声称的那样：这是一个太阳崇拜的年头……全世界都在追求晒黑。然而，你不得不长时间地观察，而且很难发现任何带颜色的指甲；这一时尚还是未来的事。

　　从你身边汹涌而过的汽车都是有棱有角的；它们当中没有流线型的。水平线和垂直线；方顶，后上方的角几乎没有丝毫的圆滑；挡风玻璃是垂直的，或者几乎是垂直的；散热器的前方是垂直的、扁平的。没有突起的或圆形的前端，没有倾斜的后背，没有通风设备。

　　在任何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区，你走不了多远就能听到打铆机那震耳欲聋的声音，因为，尽管佛罗里达繁荣已经在1926年崩溃，而且郊区发展的繁荣自1927年之后也有所放缓，但公寓大楼、特别是办公大楼的建设繁荣依然在全速前进。打铆机声最喧闹的并不在穷人区，而是在大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因为，柯立芝－胡佛繁荣这最后的投机阶段的主要受益者，正是那些正是有价证券的持有者和操纵者。你看到的那个在大街上高高升起的钢梁网，将成为一幢奢华的公寓大楼；那个人行道被屋顶遮蔽、蒸汽挖土机正狼吞虎咽的地方，是一幢摩天大楼的地基，它将接纳经纪人事务所、信托投资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抵押债券的销售商。

　　在纽约，人们推倒了历史悠久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为的是给摩天大楼的终结者——帝国大厦——腾出地方。小约翰·Ｄ．洛克菲勒让闷声干活的建筑师们为一个大中心区的开发画出了初步的平面图，他希望有一座新的歌剧院作为它的核心特征（此时，他尚不知道，歌剧未来会衰微，他巨大的投资将会以新的形式化身为一座无线电之城）。克莱斯勒大厦和另外几幢主要的摩天大楼依然耸立。其他大多数美国城市都在竭尽全力效法纽约的疯狂，为的是让钢铁与石头的纪念碑越来越高耸入云，越来越野心勃勃，越来越能表现这个充满自信的投机金融的时代。

　　正当你继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个家伙吹着口哨打你身边经过，他吹的曲子是《雨中曲》（SinginintheRain），眼下，这支曲子正跟《异情歌》（ThePaganLoveSong）和《流浪爱好者》（VagabondLover）在流行程度上一争高低。

　　这儿是电影院，正在大肆宣传阿尔·乔尔森主演的《以唱代说》（SayItwithSongs）；街对面的另一家电影院在为《咱们的摩登少女》（OurModernMaidens）做广告，主演是琼·克劳馥（此时的她尚处在轻率冒失的人生阶段）和罗德·拉罗克。再往前走一点，你就会看到《布尔多克·德拉蒙德》（BulldogDrummond）中的罗纳德·考尔曼。这部电影被宣传为考尔曼的第一部有声电影，这一事实证明了声音对电影的入侵尚未完成。即使在大城市里，也依然存在无声电影与有声电影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电影制片人们到处搜寻能够差强人意地用声音表现角色的演员，百老汇的舞台名角都纷纷移居好莱坞，但摄影棚依然在笨手笨脚地实验这种新媒介，批评家们依然把有声电音看作是一个笨拙的暴发户。当你老家的电影院屈服于时代的趋势，也给自己拉起电线、接上音响的时候，刺耳的噪音有时候确实令人吃惊。演员荒唐可笑地口齿不清；在无声的连续镜头之后，突然爆发的歌唱常常荒腔走板；吉尔伯特·塞尔迪斯在本期《哈珀斯》（Harpe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评论道：玻璃的叮当声，的射击声，地板上的脚步声，以及洗牌的哗哗声，听上去全都差不多。

　　然而，这种新媒介正在稳定地改进；事实上，在这个工业技术进步神速、商业冒险大胆进取的时代，很多人都不由得怀疑：有声电影会不会很快就被电视所取代。塞尔迪斯先生写道：至迟在12～18个月之内，有声电影将不得不面对家庭有声电影放映机的竞争。……在之后的一年里，我们或许就有了简单而且比较便宜的机器（如今正在完善），带有一个小屏幕，摆放在家里收音机的旁边，电影从一家中央电台放映。

　　这天夜里如果你正好在纽约的话，舞台多半比电影更对你的口味，《街景》（StreetScene）已经上演了很长一段时间，那部对战争的可怕回忆《旅程的终点》（JourneysEnd）也是如此，这部戏你没准更喜欢，倘若你喜欢眼下最流行的小说《西线无战事》（AllQuietontheWesternFront）的话。埃迪·坎特在主演《狂欢》（Whoopee），你可以在《抓住一切》（HoldEverything）中见到伯特·拉尔。倘若你喜欢首演之夜的热闹，你可以去参加音乐剧《甜蜜的艾德琳》（SweetAdeline）的首演式，这部戏为一种正在萌芽的趋势提供了例证：乡愁情怀重新向欢乐九十年代的情感回归。在这样一个闷热的夜晚，如果你更愿意安静地坐在家里听听广播的话，你可以听菲达交响乐团天博，纯油乐队，惠特曼的老金乐队，或者弗里德管弦乐队。广播剧的技术尚不完美，你也听不到世界范围的广播，但以鲁迪·瓦利领头的低吟浅唱派歌手正通过无线电波大显身手。一台收音机的平均价格依然高达135美元，价格便宜的小收音机尚未走向市场。然而，在这些繁荣的时期，收音机依然被人们大量购买，也不管它们的尺寸和价格，而且，已经有1,200万美国家庭拥有了收音机。

　　它们大概会同意：1929年9月3日最令人兴奋、最重要的事件——除了翻滚的热浪和纯粹地方性的事件之外——是英国首相的演说，一场高尔夫球比赛，以及两次航空事件。

　　首相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他的演说是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大会上发表的。（是的，在1929年的国际关系中，国际联盟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几乎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麦克唐纳在演说中宣布，英美之间为限制海军军备而举行的谈判进展顺利，而且，全面协议似乎近在眼前。他希望不久之后访问美国，以促成这一协议。（他会来的，就在不久之后，他和胡佛总统将在胡佛的乡村营地附近、拉皮丹河边的一截圆木上坐下来交谈。）

　　1929年的这些谈判，是为了在一个尚没有希特勒的世界上达成一致——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的长期努力中的一系列事件。德国是一个共和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向德国收取战争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即将被不那么苛刻的杨计划所取代；法国——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占领着莱茵兰。日本尚没有进入满洲，更别说入侵中国了，意大利也没有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尚没有被内战所撕裂；阿道夫·希特勒是一小撮吵吵闹闹的褐衫党人当中一个不大引人注目的首领，大多数美国人对他的名字一无所知。

　　诚然，还是有大量的紧张。国民情绪高涨，过去几年来，关注国际事务的学者们一直在断断续续地预言一场大战。就在此时此刻，中俄之间就存在严重的战争威胁。墨索里尼正在做着他的帝国大梦；巴勒斯坦有阿拉伯人的；甘地让印度的英国人头疼不已。但总的来说，1919年在凡尔赛划定的界线依然被遵守着，国家依然傲视群雄。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比拉姆齐·麦克唐纳的演说更加令人兴奋的，是9月3日的另一桩头版事件：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圆石滩举行的全国业余高尔夫球锦标赛。举世无双的博比·琼斯就在那里，在预选赛中与吉恩·霍曼斯一争高低。琼斯会不会顺利地第15次赢得全美业余冠军的头衔呢？（他赢不了；明天他将被约翰尼·古德曼所击败，反过来古德曼又会败在19岁的小将劳森·利特尔的手下。要到下一年，琼斯才能够重振雄风，拿下英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美国业余赛和公开赛冠军，全都在同一个赛季。）而在眼下，琼斯是否会赢的问题，是全国各地数百万人心中所惦记的问题。因为，高尔夫球作为一项商人的运动，如今正处在它的全盛期。多年来，雄心勃勃的经理人们被培养出了这样一种观念：穿着灯笼裤消磨下午的时光，不仅提供了享乐，而且还提供了有益的商业接触，乡村俱乐部正变得越来越富丽堂皇，越来越花费昂贵，越来越多地抵押会员的债券。

　　两次头版航空事件中，一件是喜事，一件事灾难。喜事属于伟大的德国飞船齐柏林伯爵号。在周游世界之后，它如今正在回家的路上，从雷克赫斯特越过大西洋至腓特烈港；到9月3日早晨，它已经完成了大西洋穿越，西班牙小镇上的一些观察者看到它漂浮在头顶上，在天空的映衬下，它的船舱被照得亮堂堂。齐柏林伯爵号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地证实了轻航空器飞行的可能性，以至于帝国大厦的设计者们打算在这幢摩天大楼的楼顶上建一根系泊杆；他们将在12月11日早晨以一句有点言之过早的预言宣布他们的决定：帝国公司的董事们相信，在较短的时间内，齐柏林飞艇将会建立跨大西洋、跨和跨太平洋航线，很可能还有一条从纽约港到南美的航线。建筑要着眼于未来，我们决定竖起这杆系泊塔。

　　与齐柏林伯爵号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3日的那场：跨航运公司的一架飞机在新墨西哥州遭遇雷暴坠毁，损失了8条人命：对于重航空器飞行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

　　你可能被跨这个词给误导了。在1929年，尚没有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空中客运服务。这年夏天，跨航运公司聘请林德伯格上校为顾问，与宾夕法尼亚和圣达菲铁路公司合作，开始了一项开创性的服务：乘客乘夜班火车从纽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白天乘飞机从哥伦布市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威诺克市；再乘另一趟夜班火车到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市；然后继续乘飞机到西海岸。在报纸的广告上，你可以看到莱昂内尔·巴里莫尔正从空中快车上下来，这项服务把纽约到洛杉矶的旅程缩短到了破纪录的48小时。不允许夜间飞行。然而，眼下，在航线开通的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前，一架福特三引擎大飞机坠毁在新墨西哥州的泰勒山。这次对羽翼未丰的航运业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自从林德伯格1927年飞到巴黎之后，空中冒险家们便大胆地越过大洋，飞机公司的股票一路飙升，邮政局成功地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空运邮件；但美国的乘客飞行依然处在危险的、不可靠的幼年期。

　　记录1929年9月3日所发生事件的报纸，还包含其他一些有趣的消息。你会从报纸上得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加斯顿，为审判16名者和所谓的党人（罪名是谋杀局长）而选出了一个陪审团。（是的，1920年代偶尔有激烈的劳资冲突，尽管工会主义声势尚弱，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成员数不断减少，激进主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此时尚没有产业工会联合会。）你会得知，此时还不是海军上将的伯德中校，眼下正在小亚美利加等待飞跃南极。你会发现，贝比·鲁斯依然是棒球场上的高手：尽管他在9月3日并没有打出本垒打，但迄今为止，他的40个本垒打的记录依然无人打破：吉米·福克斯是31个，卢·格里格是29个。比尔·蒂尔登有希望在森林山赢得业余网球锦标赛冠军（他会第7次赢得这一头衔），但是，他称霸江湖的时代——就像博比·琼斯和贝比·鲁斯一样——已经来日无多。（他的第7个冠军将是他的最后一个冠军。）从报纸的社会专栏中，你可以得知，阿尔弗雷德·E．史密斯已经从纽约灼热的人行道上走得太远了，没法成为时髦的南安普敦市一次午宴上的贵宾。在1928年的大选中被赫伯特·胡佛打败之后，史密斯如今正准备就任比总统更高——尽管范围更窄——的职位：帝国大厦公司总裁。

　　不过有一件事，你在报纸上根本找不到任何记录，但多半正是因为这件事，1929年9月3日才给美国人留下了长久的记忆。今夜，不会有头版通栏标宣布大牛市达到了它的顶点；因为，就这件事情而言，无论是头条新闻的作者，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到未来。当然，金融记者会说，这一轮牛市狂热导致了股票市场所创造的一连串连续不断的新高纪录中的又一次新高，但这是一句漫不经心的话。人们并没有让自己进入超常的疯狂状态。在1929年9月3日，我们谁也不知道，美国人民正在跨越历史上最重大的分界点之一。前面的道路被迷雾所遮掩。毫无疑问，我们想象着，前头有更高的平地。然而，此时此刻，我们脚下的道路即将急转直下。

　　不妨设想一下，这天早晨我们走进一家经纪人事务所。那里挤满了男人和女人，每一个座位都有人占着，一些男人靠墙站着，在午餐时刻，当商人们去吃午饭的时候，门口挤满了一大群人，想顺便看看他们的财富是如何被吃掉的。所有的眼睛都紧盯着显示屏，上面有没完没了的字母和数字在滚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销售记录。股票行情收录器几乎跟不上当天的交易，因为交易量太大，尽管对1929年来说不算什么：一天的成交总量可能高达450万股。这间屋子里大概有一半人是以保证金购买股票的；在整个美国，大概有100万人这样用借来的钱投机，同时还有几百万人满怀希望地盯着每天的市价波动。所有这些投机借款的融资，把大量的信用吸入了股票市场；然而，需求还是远远超过了供应，以至于付给经纪人的利率今天高达9%。

　　如果你能看懂显示屏上匆匆而过的各种符号的话，你就会注意到它们所记录的价格。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在向261.75逼近，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是130.875，美国电线，美国无线电公司（最近把它的股票一分为四）按新基数的报价是99（如果按老基数是495）。这些价格是不是高得有些荒谬？在这间屋子里的大多数人看来，一点也不荒谬。这些日子里，有钱人无论是聚集在办公室里，在郊区餐车里，在市区午餐桌旁，还是在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里，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头等股票令人眼花缭乱，乔治·F．贝克决不会卖掉任何东西，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头牛的话，就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些新的投资信托公司正从市场上拿到最好的股票；你最好是马上买下它们，趁着它们还在你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什么，价格太高？你看看蓝山公司刚刚宣布自己打算出的价钱吧！那帮家伙知道自己在干嘛。华尔街上最牛的人物之一昨天告诉我，他期待着看到通用电气冲上1,000。我告诉你，通用电气的债券和股票在183的价位上简直便宜透顶，你只要想想公用事业公司凭什么领先。

　　不仅仅是在富人扎堆的地方你能听到人们讨论。在这些日子里，看门人都把他们的积蓄交给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牛仔在美国制罐公司有保证金帐户，保姆刚刚买来了城市服务公司的股票，关于的谈话，在晚餐会上，在有轨电车里，在通勤火车上，在加油站的员工当中，在自助食堂用餐的记帐员当中，我们能反反复复地听到。关于大赢家的故事，关于用傻瓜方法预测的猜测，关于帕卡德当前收入的闲言碎语，构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在任何一个时代，年轻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是反叛的。在1929年，他们是否反抗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投机疯狂呢？这样做的人寥寥无几。就算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对美国商业和美国商人侧目而视，那也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粗俗的、满脑子商业的。1929年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天国不是莫斯科，而是蒙帕纳斯；他们的上帝不是激进的经济学家，也不是描写无产阶级反抗的小说家，而是普鲁斯特、塞尚、荣格、门肯、海明威（作为一个语言简练、理想幻灭的左岸派作家），以及T．S．艾略特。

　　在芝加哥，塞缪尔·英萨尔如今正处在其事业的巅峰；他正注视着英萨尔公用事业投资公司的股票——这批股票几个月前交给他的时候价格还不到每股8美元——在那一天达到了每股115美元的天价；他正准备发起另一家超超级公司，并见证市民歌剧院在他所提供的那幢巨型大楼里举办第一个演出季。在克里夫兰，那些有远见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赌本压在铁路奇人范·斯沃林根兄弟的身上，这两个人层层叠叠地堆起了如此多的控股公司，以至于他们如今控制了6家铁路公司，并正在获得第7家公司的控制权。在底特律，一些大银行家和汽车公司的经理人屈服于人们对金融集中的普遍狂热，正在讨论把密歇根州的一大堆银行整合为庞大集团的行动。在太平洋海岸，眼下的金融轰动是阿马德奥·贾尼尼的美洲银行，这家银行如今似乎已经上路，打算吞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业务——如果不是打算控制美国银行业的很大的一部分的话。来自纽约花旗公司的查尔斯·米切尔的销售人员正在把南美公司的债权卖给乡村社区的小银行，把安纳康达铜业公司的股票卖给银行的总裁。繁荣的乐观主义无处不在。

　　当然，也并不完全如此。美国的农民就不怎么繁荣：自1921年战后农产品价格崩溃以来，苦日子就几乎没有间断过。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城镇正处在困境当中。在深南地区和阿勒格尼山脉腹地，在密歇根州北部那些树木被伐光了的地区，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不可否认的是，存在着失业。我们不妨对F．C．米尔斯在《美国的经济趋势》一书中的话作一番解释，机器对人的取代，产业内部的人员更替，行业之间的人员转移，都使得人们的饭碗更不牢靠，尤其使得那些韶华已过的人更难以重新回到他们被取代的工作岗位。受到雇用的人，报酬常常很高，但机器的改进和更快的工作节奏使得保住饭碗更难。必须承认，当一个人在使用繁荣这个词的时候，其实是在使用它的相对意义。据布鲁金斯研究所估计，即使在1929这个特别好的年头，家庭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人，占到了美国总人口的78%，而家庭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或个人年收入低于750美元的约占到了40%。毫无疑问，这样的状况远远谈不上理想。然而，按照当前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所有标准，按照美国历史上人们所记得的所有标准，平均福利是高的，在富人当中更是耀眼。

　　胡佛总统刚刚在他的拉皮丹河营地度完周末，回到华盛顿令人头晕目眩的灼热中，今天上午，他在跟内阁开会，从10:30一直开到12点。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不会留下任何记录，但你可以斗胆对会议所讨论的某些主题做一个合理的猜测。讨论可能会转向与英国之间的军备谈判，或调整关税的某些棘手问题，或中俄之间围绕中东铁路的争端可能引发战争的危险。胡佛总统可能跟他的内阁商议，他是否应该公开谴责那些把威廉·B．希勒留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充当观察员的造船公司，推测起来，它们这样做多半是为了阻挠海军裁军。（3天之后，他将公开谴责它们。）还有一些棘手的问题可能会提交到这次会议上，这些问题涉及到禁酒令、农业救济和墨西哥政策。这些聚集在白宫办公室的长桌旁的人，今天是否会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到繁荣是否能维持这个问题上呢？有这个可能，但未必。

　　赫伯特·胡佛并不接受这样一个普遍信念：股票市场的投机狂潮是一个愉快而健康的现象。正相反，他一直支持联邦储备委员会努力阻止（但没有效果）信贷流向投机，他跟很多人一样担心股价崩溃所带来的可能后果。不过事到如今，暴涨已经完全失控，除非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而这样的措施又可能导致那种它原本打算避免的崩溃。在其他方面，经济的天空似乎是晴朗的。商业不可否认地繁荣。投机的风暴多半会自动消退，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些日子里，繁荣开始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些桌子上堆满了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忙人，不会自寻烦恼，去跟人争论繁荣何时走向、以及如何走向那不可思议的终结。

　　此外，在1929年，维持普遍的繁荣通常并不被认为是总统的责任。今天夜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bune）将赶印一篇赞扬性的评论，对胡佛在任的头6个月做一番回顾，在这篇评论中，不会有一个字谈到股票市场，也不会有任何暗示认为维护总体经济稳定是政府的事。当然，在每一次选举中，无论享受了怎样的繁荣时光，执政党照例要把功劳全都归到自己名下，而不管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时期，在野党照例要把账全都算到执政党的头上。但是，在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的事情上，人们月复一月地寄望于政府最多的，还是它的税收政策、规章制度、津贴补助等等，是否可能有助于、而不是有害于商业，尤其是它们是否有助于那些有能力把自己的愿望写进法律的商业利益集团。在其他方面，人们希望政府不要插手。至于经济机器是否能自愿、自动地运转，老百姓更多地是寄望于华尔街的金融首脑，而不是华盛顿的首脑。这一轮繁荣的设计师和监管者，不是赫伯特·胡佛和他的内阁，而是银行家、实业家和控股公司的发起人。

　　但是，如果说维持繁荣不被认为是眼下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禁酒令则显然是。第十八修正案发挥了充分的威力，私酒的制贩者也是如此。赶巧，艾尔·卡彭因为携带正在费城的监狱里服刑，刑期一年，他很快就会出来；在此期间，他的芝加哥帮及其他城市的类似团伙正从违法的私酒生意中赚取巨额的利润。很少有人相信，废除第十八修正案是一种合理的可能；信息灵通的学者会告诉你，少数几个支持禁酒的州能够无限期阻止此事。道德家们把犯罪的盛行归咎于地下酒吧的恶劣影响。

　　这天下午如果你漫步穿过纽约中心市区的话，你就会注意到，一些穿着讲究的男人和女人顺着台阶走向某些褐砂石房子的地下室入口。他们可不是去拜访厨师，而是按照常规进入一家地下酒吧。他们会很有耐性地站在门口，直到里面的托尼或米诺透过一扇装有栅栏的小窗户对他们的身份作出鉴定，并决定是不是拉开门闩。经常出入社交场所的人，钱包里总是装着一叠地下酒吧的签字卡片，万一他想去某个地方喝上一杯，而那里的人并不能一眼认出他是一位主顾，也认不出他是琼斯先生的朋友，他就可以凭借这些卡片证明自己是这家或那家俱乐部的成员。

　　胡佛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研究执法和犯罪的整个问题；就在这一天，该委员会的主席乔治·W．威克沙姆正在一列从纽约开往华盛顿的火车上，仔细琢磨明天的会议议程。禁酒令仅仅是该委员会调查的主题之一；事实上，尽管明天的会议记录将占满5页纸，但只有两行涉及到酒的立法。但对于一般公众来说，除了禁酒令之外，委员会的计划并没有什么真正要紧的东西。因为，支持禁酒还是反对禁酒是美国中最热点的问题之一。

　　在任何时候，历史大潮中总有某些潮流在不断缩小，而另一些潮流则在体积和力量上不断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有事情在终结，公众兴奋的浪潮渐次平息，人们走进其事业的黄昏；也有一些事情在开始，未来的事件在平静地做着准备，匆匆来去的男女默默无闻，而他们的名字很快就会挂在每一个人的嘴边。

　　1929年9月的这一天，墨西哥战争最后一位幸存的老兵、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如今的最高法院首席官）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可活了。托马斯·A．生作为一个发明家的成就已经是前尘旧事，他如今已83岁高龄。在这个闷热的日子，他正在从肺炎中康复，但他还是坐在椅子里宣布：他期待着在这几周内去迪尔伯恩，庆祝他的白炽灯发明50周年。（这一期望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可活。）卡尔文·柯立芝毕生的事业也已成前尘旧事。去年3月，他离开白宫，回到了他位于北安普敦市马萨索伊特街的那幢简朴的复式公寓，租金是每月36美元；尽管据说他在3月4日之后通过给杂志写文章挣到了1万美元，但他依然使用二楼那件狭小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以及一个装满旧法律书的书柜。这些日子对他来说，生活是安静的，实在太安静了；他渴望已成过去的那些日子。在这天的新闻中，有上届政府石油丑闻的回声：哈里·F．辛克莱因为在石油调查期间藐视参议院而被判入狱，眼下正在哥伦比亚特区监狱里服刑，他以给监狱医生充当药学助手为由请求离开监狱，但遭到了拒绝。

　　人常说，即来之事，必有先兆。就算此言不虚，但先兆并非人人都能看出。1929年9月3日，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Ｄ．罗斯福（他是在上一年应他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之请出山竞选州长）正在等待对他刚刚寄给全州各市县长的一份调查问卷的答复。问卷所提的问题是：他们各自的社群是基于什么向公用事业公司或市政电厂购买电力？价格如何？这次调查似乎是先兆性的，但在拒绝承认先知先觉的凡夫俗子看来，它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些把公用事业公司的股票价格推上喜马拉雅高峰的人并不十分操心。因为在奥尔巴尼，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罗斯福只不过是在搜集他认为自己需要的信息，为的是执行阿尔弗雷德·史密斯的电力政策。

　　如果你仔细注意那些自由主义周刊的话，你就会看到它们偶尔刻薄地提到那位的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顽固成员、矿工联合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底特律郊外洛伊尔欧克镇的库格林神父，只在播放其布道的那家电台的覆盖范围内家喻户晓，而在这之外则几乎不为人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执业医师，名叫弗兰西斯·E．汤森，除了他的病人和私人朋友之外，则完全不为人知：汤森养老金计划的时代依然十分遥远。……休伊·朗作为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正处在一段暴风骤雨的任期当中，但北方人很少听说过这个人。……那些习惯于坐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地下酒吧里、偶尔听年轻的霍华德·斯科特——一位不大成功的工程师——解释他古怪的经济理论的人，如果被告知：不出4年的时间，专家治国论将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话题，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

　　电台播音员每周休息一天，因此，在9月3日这天，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在NBC播出了两个礼拜的阿莫斯和安迪之后，得到了一次休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的节目就会从后半夜改为东部时间傍晚7点播出，不出一年的时间，他们的名气就会变得如此无远弗届，以至于只要你在那个时间段从任何美国城镇的一个街区走过，就一定会听到阿莫斯和安迪的声音，从一家接一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他们对未来的事情是否有模糊的预感呢？田纳西州瞭望山的加内特·卡特今天正乘坐一列火车前往迈阿密，去安装佛罗里达州的第一家微型高尔夫球场，他是否梦想着到明年夏天的时候，全国各地每一条铁路旁都将建起微型高尔夫球场呢？沃尔特·迪斯尼在经历多年的逆境之后，如今至少为他的米老鼠找到了观众，并刚刚推出了他的第一部《糊涂交响曲》（SillySymphony），他是否预见到了他作为《三只小猪》（ThreeLittlePigs）和《白雪公主》（SnowWhite）的创作者所拥有的名声和财富呢？

　　在纽约州的卡泽诺维亚镇，当这一天的热度开始慢慢消退的时候，一位名叫赫维·艾伦的年轻作家坐了下来，着手写他的那部长篇巨著《安东尼·亚德维斯》（AnthonyAdverse）的第二章，这本书差不多要到4年之后才会出版。……在纽约的约翰·戴出版公司，编辑们正打定主意要出版一部题为《东风，西风》（EastWind,WestWind）的长篇小说，这部书稿已经被那么多出版商所拒绝，以至于它的作者甚至都懒得告诉她的代理人，她已经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她的脑子里正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谁会想到天博体育官方平台入口带你回到——大衰退时代（1929~1939），这部尚未写出的书《大地》（TheGoodEarth）将为赛珍珠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同样，谁又会把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一个名叫唐纳德·布吉的满脸雀斑的14岁少年挑出来，作为未来的世界网球冠军？这孩子在11岁之前甚至都没有摸过网球拍。……马萨诸塞州阿什本汗市库欣高中最近的毕业生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同学鲁思·伊丽莎白·戴维斯，但跟好莱坞没什么关系；因为要到1930年，她才开始她的银幕生涯。（后来他们会经常把她看作是贝蒂·戴维斯。）……在一座中西部城市，今天夜里如果你偶然走进一家奥芬歌舞剧团巡回演出的剧场，你没准会被一位名叫埃德加·伯根的表演者给逗得哈哈大笑，他正在对一个他称之为查理·麦卡锡的木偶说话。……如果你正在纽约，并被热浪赶到屋顶花园里去度过这个闷热的夜晚，而且你碰巧选择的是中央公园酒店的话，你没准会欣赏乐队中一个20岁的单簧管演奏者的灵巧敏捷，但他的名字对你来说就像伯根和麦卡锡一样不熟悉：他叫本尼·古德曼。谁会想到他是未来的摇摆乐之王呢？他自己会想到么？

　　每一个在1929年仔细阅读报纸的人，都能立即认出坎农主教、塔克萨丝·吉南、赫夫林参议员、吉米·沃克、雨果·埃克纳、勒格斯·戴蒙德、梅布尔·沃克·维勒布兰特、多莉·冈恩或道格和玛丽。但是，就连你们本地的报纸编辑（他总是以知道公众人物的名字而自豪）大概也要查阅参考书天博，才能认出休·S．约翰逊将军、阿尔弗雷德·M．兰登、哈里·霍普金斯、托马斯·E．杜威或埃莉诺·罗斯福。但是，在任何参考书中，他都找不到乔·路易斯、布鲁诺·理查德·豪普特曼、罗伯特·泰勒、WPA或新政。

　　在全国各地，都不存在像流线型列车、公开而合法地经营的酒吧以及靠联邦政府救济生活的人之类的玩意儿。秀兰·邓波儿还是个不足5个月大的婴儿，迪翁五胞胎还没有出生。

　　同样，大萧条也是如此。事实上，倘若你希望你所看到的任何一个在1929年9月3日灼热阳光下忙自己事情的男人或女人把你看作是最疯狂的预言家，那么，你只要告诉他们：不出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将目睹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恐慌，并且，它将开始一次漫长的、令人绝望的经济危机。

　　1929年9月3日之后，急转直下，然后又汹涌上涨，再又下降——之后就再也没有涨起来。相反，当9月结束的时候，它一路下跌，越来越低。

　　即便如此，起初也并没有太多的不安。在前两年的大牛市期间，一次又一次，不断有急剧的下跌，持续那么几天，成千上万缺乏判断力的倒霉蛋被甩掉了，而股价很快就恢复了，并再攀新高。如今为什么可担心的呢？为什么不利用这些有利的价格呢？那些先前已经以高额利润卖掉了股票的保证金交易人（既有大户也有小散户）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押上了先前所赢得的利润，指望美国钢铁的股票能再次攀升，从230回到260，或者通用电气的股票从370回到395，甚至更高；因此，经纪人的总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的——最高点：超过85亿美元。与此同时，金融预言家们都在信誓旦旦地向人们保证：一切正常，根本没出什么差错，股价仅仅是在经历一次暂时的回落；他们的嗓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高。

　　然而，市场依然在下跌。外国资本纷纷撤出市场，部分是英国哈特里公司投机泡沫崩溃的结果，部分原因大概是因为，在欧洲投资者们看来，纽约的投机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宗危险的生意，他们当中很多人如今都心存疑虑。有些美国投资者，当他们注意到工业产量略有下降的时候，也谨慎地撤出了。自始至终，当股价下跌的时候，那些很不安全地用保证金交易的人卖出他们的股票。当10月份一天天地过去、又没有明显的恢复迹象的时候，一个不确定的、紧急的、甚至是刺耳的声音开始大声疾呼：一切正常。或许，归根到底，一切并不正常。……下跌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毫无疑问，这次一定是底部，是最后的抄底机会。或者，难道是结局的开始么？

　　10月19日星期六的短市并不是个利市，在两个小时的交易中，像奥本公司和凯斯公司这样一些不稳定的股票分别损失了25的点和40个点，就连通用电气也损失了9.25个点。10月21日星期一，由于到这个时候越来越多的交易人达到了他们财力的极限，于是被强行平仓；交易量达到了600万股。星期二的情况稍好一些：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刚从欧洲回来）不是通过广播做出了保证么？但是，在星期三，暴风雨再一次爆发，损失是空前的：在这个交易日，亚当斯快递公司损失了96个点，奥本公司损失了77个点，威斯丁豪斯公司损失了25个点，这天下午报纸的专栏把一连串令人吃惊的负数显示在净变一栏中：-6.5，-3，-14.375，-7，-2.5，-16.25，-12，等等。到这时候，抛售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按理应该是即时的股票报价机远远跟不上趟；下午3点，当证券交易所闭市的时候，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的数字，报告着16分钟之前所发生的交易——实际上却是1小时40分钟之前的！

　　这个星期四的上午，抛售风潮呼啸而来，很快就形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滚滚洪流。短时间的抛售究竟卖出了多少股票，恐怕没人知道，因为没有留下总量的统计记录，但很显然，总量并不是非常大。当然，其中有些人是被吓得抛售的，甚至在一开始就是这样，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这让他们大受惊吓）：急转直下的几个小时，能够让经年累月的缓慢所得灰飞烟灭。但即便是在星期四的最初一个小时里，更多的抛售肯定是卖出的。在这样一个由信用构建起来的市场上，根据一套被精心设计得很漂亮的制度，其保证金因为市价的下跌而消耗殆尽的股票赌徒便被自动平仓，于是这一制度也就成了摧毁价格结构的完美制度。抛售指令成千上万地倾盆而下，看来好像没有人想买，随着股价的一路下滑，眼下，证券交易所里一片混战，鬼哭狼嚎，经纪人们争着尽早卖掉手里的股票。大恐慌开始了。

　　到那天中午的时候，在全国各地经纪人事务所的分部里，惊慌失措的人群看到股票行情收录器上所记录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并进一步认识到：记录器是如此绝望地落后于市场，以至于它几乎没有办法告诉人们：华尔街的大旋涡中正在发生什么，在那里，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一头向下，从83跌到了50，美国无线，就连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也从205.5跌到了193.5。

　　大银行家出手相救了。就在中午过后的几分钟里，5位大银行家——J．P．摩根公司的拉蒙特，花旗银行的米切尔，担保信托银行的波特，大通银行的威金，以及信孚银行的普罗塞尔——在摩根财团总部开了一个会，并组成了一支共同基金，以支撑股价。金融界对他们的智慧和力量的信心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甚至还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决定，仅仅是传出了他们开会的消息，股价便稳定了下来，并开始反弹。在一点半钟的时候，理查德·惠特尼作为银行家共同基金的代表走进了证券交易所的一楼大厅，出价买进股票，他几乎只是做做动作而已：当他提出以205的价格购买10,000股美国钢铁的时候，他发现，以这个价格出售的只有200股。华尔街的上帝们依然能够让暴风雨停下来。

　　直到晚上7点过8分，当夜色让经纪人事务所的窗户变得黑乎乎的时候，股票行情收录器才停止打出来自证券交易所大厅的报价。将近1,300万股被换手。疯狂的谣言传播了整整一天——交易所被关闭了，部队被调集到了纽约，11个投机者。这就是恐慌，这一点毫无疑问。但银行家们挽狂澜于既倒，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接下来的两天里，市场在挣扎，眼看着就挺过去了，与此同时，华尔街彻夜灯火通明，经纪人的职员们竭尽全力让自己的记录保持不间断，要求增加保证金的电报成千上万地发出。接下来，雪崩再一次开始了；这一次，银行家们再也不能令人信服地阻止雪崩，即使他们已经努力了。他们努力做的一切，就是准备在根本没人出价的时候出价买入股票：让溃退看上去还算有秩序。

　　10月29日星期二，出现了。这一天的官方统计数据给出的交易量是16,410,030股，但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大呼小叫中争相抛售掉的未记录在案的交易到底有多少，有人相信，线万。大户和小户，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大牛市中的追涨者，全都血本无归：从前的百万富翁和他的私人司机，全能的共同基金操作者和他的门客走卒，持有2,000股的董事长和他持有10股的记账员，银行总裁和他的速记员。这里列出的是几支个股在这一天的损失——并请记住，这只是先前一连串损失的顶峰：美国电线.5个点，奥本公司60个点，哥伦比亚碳黑公司38.75个点——尽管这些公司在闭市的时候出现了剧烈的反弹。

　　冷静理智的《商业金融纪事报》（CommercialandFinancialChronicle）在它11月2日的那一期上说：本周目睹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股灾。

　　眼下，随着约翰·Ｄ．洛克菲勒宣布他和他的儿子正在买进普通股，两家大公司宣布额外分红作为坚定信心的姿态，局面总算出现了转机。证券交易所宣布放假，并缩短了交易时间，好让那些疲惫不堪的经纪人和睡眠不足的职员从一大堆工作中脱身出来。接下来，股价再一次下跌，而且一跌再跌。衰退日复一日地在继续。直到11月13日，股价达到了1929年的最低点。

　　上所发生的这场灾难，可以用一项统计数据来加以概括。在短短几周的时间里，它蒸发掉了30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和美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付出的代价一样大，是全部国债的将近两倍。

　　胡佛总统出手了。他说服了梅隆部长宣布：他已经建议下届国会减少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他把一些大银行家和实业家、铁路公司和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人、劳工领袖和农业领袖召集到了华盛顿，并得到了如下保证：资本支出会继续，工资水平不会降低，除了正在谈判的之外不会再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他敦促各州州长和市县长，在每一个切实可行的方面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显示了联邦公共建筑支出实现近5亿美元增长的方式（这在当时看来，似乎是一笔相当沉重的政府支出）。胡佛和他的助手们开始利用每一次机会向人们宣布：形势基本上是健康的，预言来年春天将有一次商业复兴，强调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银行家、经纪人、投资人、商人以及一般市民，全都屏住呼吸，四下打量，估摸着新的形势。表面上，他们变得非常自信，不管内心里如何被烦恼所折磨。干嘛要烦恼呢，当然万事顺利。报纸和杂志纷纷刊登兴高采烈的广告：华尔街可以买股票，但缅街还在卖商品。很好，先生——既然头痛已经结束，那么就让我们着手工作吧。正是在恐慌结束不久之后的那些日子，一首新歌很快流行起来——它在1929年11月7日首次发行，当时还在摇晃，这首歌题为《幸福的日子又来了》（HappyDaysAreHereAgain）。

　　有很多人宣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发生，只不过有很多赌徒输了钱，荒谬的价格结构得到了有益的收缩，但这样的声明于事无补。首先，个人损失（无论是百万富翁遭受的，还是小职员遭受的）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人们开始节省；事实上，在金融恐慌之后那些最糟糕的日子里，当顾客等待飓风消退的时候，有些生意几乎陷入了停滞。如果说，这次崩盘主要的直接受害者是富人，而不是穷人（那年秋天，从窗口一跃而出的，恰恰是经纪人和发起人，而不是钢铁工人和谷租佃农），然而，当仆人被解雇的时候，当珠宝店和高价服装店及其他奢侈品生意发现他们的生意正在衰退并解雇如今无所事事的雇员的时候，当忧心忡忡的企业主管决定推迟扩建工厂、或者撤销这个那个无利可图的部门、或者减少产量直至销售前景更明朗的时候，烦恼在迅速蔓延。心里没底和削减开支的小波浪在不断扩大，失业在蔓延。

　　此外，投资价值的崩溃，在无数的关键点上破坏了国家的信用体系，危及了和抵押以及仅仅几周前看上去还想基石一样安全的公司结构。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官员向胡佛总统报告：大概要好几个月，调整才能完成。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当时不像后来那么明显）：大牛市的崩溃，扑灭了通货膨胀的怒吼，而当所有跟国民经济有关的事情都出现了偏差的时候，正是通胀保持了工业的高歌猛进。投机繁荣，通过不断向经济血液注入新的资金，使得柯立芝－胡佛繁荣在过了它的自然期之后依然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金融恐慌的出现，第一次打破了这样一种幻想：美国的资本主义过着无灾无难的生活。就像一个身强体壮的人第一次患上了重病一样，美国的商人突然间认识到，他也有可能成为这股毁灭力量的牺牲品。打击并不仅限于美国。在全世界，美国表面上无可匹敌的繁荣，给上的和经济上的金融资本主义充当了广告。在整个欧洲，各国被沉重的战争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在跟不利的预算做斗争，互相纠缠于各自并不会扩大的贸易份额，人们紧盯着来自美国的消息，寻思道：如今，就连美国多半也完蛋了。

　　但是，就算商业由于金融恐慌而受到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至于只能有气无力地回应本届政府所开出的信心疗法的药方，而却发现，它的步伐更轻快了。不久之后，老游戏再一次开始了。那些其资源至少还剩下了一半的共同基金操作者们再一次把股价推了上去。投机者们（无论是大户还是小散户）确信：他们所赶上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低迷时期，底部已经过去，繁荣的乐队花车又重新上路，应该跳上车去，挽回他们先前的损失。股价飙升，交易量变得像1929年一样巨大，一轮小牛市已经启动。对兼并、联合以及控股公司帝国的狂热（这些曾经让1920年代粗犷的个人主义者们热血沸腾）重新抬头：范·斯沃林格财团完成了他们对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收购；航空业及其他很多行业的合并过程重新开始了；纽约的大通银行兼并了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银行；投资推销员们有了最新的收获，把价值5亿美元的最新投资产品——固定投资信托公司的股权——卖给了那些容易上当的新手，这些信托公司将会购买最好的股票（到1930年为止），并持有它们，直至地老天荒。

　　谁曾注意到，人们更热心于合并企业，而不是扩张老企业或发起新企业？用当时的一句口头禅说：繁荣就在街角那儿。

　　但新的一天尚未破晓。经济天空上的一抹光亮，只不过是昨日残留的余晖。就算行情接收器预示着天气晴朗——它记录了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是198.75，美国电线，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是84.875——那又怎样呢？即便是在小牛市高峰的时候，街上依然有排队领救济的人。3月，纽约州工业委员弗朗西斯·帕金斯小姐宣布：自该州1914年开始搜集相关数据以来，失业状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在几个城市，成千上万的失业者组成了令人同情的队伍，以使他们的困境戏剧化——不料被给残忍地驱散了。4月，商业指数再次掉头向下，也一样。5月和6月，暴跌。与此同时，胡佛强堆起满脸的笑容，宣布：我们如今已经过了最糟糕的阶段，我们应该继续团结，共同努力，很快就会复兴。他还预言，到秋天的时候，商业就会恢复常态——正是在那个季节，美国商业漫长难挨、令人心碎的衰退再一次开始了。

　　然而，大萧条尚未深深地沉入一般公众的意识里。特别是在富人当中，1930年陷入严重麻烦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金融恐慌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但他们试着对自己的损失付之一笑，试着对到处传播的关于经纪人和投机者的笑话开怀大笑。（你是否听说过，有一个家伙去旅馆登记房间，接待员却问他：是用来睡觉，还是用来跳楼？没听说，我倒是听说有两个人手拉手跳了下去天博，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共同帐号！）随着1930年一天天过去，他们认识到，大萧条主要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生意变得不景气、不确定，给股票价格带来极其糟糕的影响。对中镇（译者注：这是社会学家林德夫妇在他们的社会学名著《中镇》（Middletown）中杜撰出来的一个名字，其原型是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典型的中西部小城——的商人们来说，在1932年之前，大萧条主要是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某种东西——尽管到1930年，城里有四分之一的产业工人失去了他们的工作。在整个国家，几乎所有管理岗位依然完好无损，分红几乎像1929年一样多，很少有人想到，这场经济风暴会持续很长时间。高收入阶层的很多男人和女人都没有从他们在报纸上读到的这次失业潮中看出明显的征兆，直到1930年秋天，国际苹果承运商协会面对苹果的供给过剩，有了一个灵机一动的想法：把苹果以批发价赊帐卖给那些失业的人，让他们以每个苹果5美分的价格转手卖出——突然之间，很多推销苹果的人哆哆嗦嗦地出现在每一个街角上。

　　1930年1月，有人对一些经济富裕、见闻广博的市民（他们属于全国经济联盟，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像约翰·海斯·哈蒙德、詹姆斯·罗兰·安格尔、弗兰克·O．劳顿、戴维·斯塔·乔丹、爱德华·A．菲林、乔治·W．威克沙姆和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做了一次调查，所提的问题是，他们认为美国1930年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结果他们把下列问题置于榜首：1、司法管理，2、禁酒，3、违犯和不尊重法律，4、犯罪，5、执法，6、世界和平——他们把失业放在了第18位！即便是一年之后，即1931年1月，失业和经济稳定也只是上升到了第4位，排在司法管理、禁酒和违法之后。

　　这些调查，不仅让人想到，这些美国最优秀的公民，对1930年的经济麻烦是多么无关痛痒，多么倾向于——正如瑟曼·阿诺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以一套道德反应来回应公共事务，而且还让人想到，公众对禁酒令的一败涂地、以及对私酒交易与歹徒恶棍之间的明显联系的关注，有多么深刻和普遍。

　　毫无疑问，禁酒法律受到了比从前更普遍、更公开的嘲弄，即使是在那些从前一直比较有节制、比较刻板的社群中。正如一个中镇商人对林德夫妇所说的那样：在1927年和1928年，这里的喝酒越来越明显，1930年喝得很厉害，而且是公开的。随着大萧条的出现，公共道德似乎出现了崩溃。我不知道是不是大萧条的缘故，反正在1929至1930年间冬天，以及在1930至1931年间，这里变得乱哄哄的。很多人酒醉醺醺——人们在举办私酒派对。女人喝酒和醉酒的大为增加。在华盛顿，1930年秋天，有人发现，私酒贩子甚至出没于参议院办公楼的区域。在纽约，到1931年，对禁酒令的强制执行完全成了笑柄，以至于那些想喝酒的人有了更多的选择，而不只是去地下酒吧，他们要么打电话给私酒贩子；有兴奋饮料商店公开做零售生意，他们在台面上的唯一让步是，酒瓶子不像平常那样排列成行，为了不让巡逻的为难，橱窗里只摆上几排小石膏雕像。到1930～1931年间的冬天，纽约的轮船航班引入了一种新的花招，以吸引那些死心塌地的贪杯之徒——周末把轮船开到12英里以外的地方巡游，其中有些航班，除了海上自由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目的地。

　　每一条关于歹徒的新闻——杰克·格尔杀死了芝加哥的警长，勒格斯·戴蒙德在纽约一次群殴中接二连三地开枪，达基·舒尔兹与文森特·科尔之间为争夺纽约的私酒生意而展开的血腥竞争，双枪克罗利（一个模仿匪徒方式的年轻人）在对他在纽约上西城的藏身之所进行了一次令人兴奋的围攻之后终于被俘，从宾夕法尼亚监狱里假释出来的艾尔·卡彭有本事继续逍遥法外，尽管人人皆知，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芝加哥组织化犯罪幕后操纵者——每一条这样的消息都在提醒公众：歹徒的气焰甚嚣尘上，正是经营私酒为他们提供了最可靠的收入。传教士、毕业典礼演说者和宴会演说者纷纷抨击这一波犯罪浪潮。纽约的克雷恩检察官说，匪帮歹徒们插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件事情——从婴儿的奶乳，到葬礼的马车。胡佛总统说，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不是新的法律，而是执行现有的法律。

　　与此同时，人们对禁酒令的不满情绪明显在上升：1930年初，《文摘》（LiteraryDigest）杂志搞了一次调查，将近500万人参与了投票，只有30.5%的人支持继续严格执行第十八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译者注：即禁酒法案）；29%的人支持修改禁酒法案，40.5%的人支持废除。当人们发现（这一发现让反对禁酒的人乐不可支），最积极的禁酒领袖之一、南方美以美会的主教小詹姆斯·坎农在纽约一家野鸡证券交易所保护下从事投机的时候，公正执行禁酒令的理由也帮不了什么忙。

　　或许，威克沙姆委员会在它从关于执法问题的长期协商中脱身而出之后，它会不会给这种混乱带来一定程度的廓清呢？1931年1月19日，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禁酒令的报告——并因此使得混乱更加变本加厉。因为，首先，威克沙姆报告的主体部分包含了清晰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禁酒令并没起什么作用；其次，该委员会的11名成员分别得出了11种不同的结论，其中两个致上支持废除，4个人支持修改，5个人——你会注意到，这不足多数——支持进一步尝试禁酒令的实验。第三，荒谬的是，作为整体的委员会最终支持继续尝试。

　　面对这一大堆混乱的分歧与矛盾，一头雾水的市民唯一有把握的事情是：那种照理应该是很有启发作用的设计——通过这种设计来搜集数不清的事实，并试着从这些事实推导出必然的结论——如今被弄成了一场闹剧。禁酒这个头痛的问题依然在困惑着他们。

　　还有其他的消遣，足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大萧条上转移开来。例如，微型高尔夫球出现了1.25亿美元的繁荣。人们一直在说，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新的产业；好吧，这儿就是——以一种滑稽模仿的方式。在1929～1930年间的冬天，加内特·卡特在佛罗里达州修建微型高尔夫球场的活动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到了夏天，成千上万美国人把他们的私家轿车停在半英里大小的路边球场上，一本正经地沿着棉籽草皮敲击高尔夫球，穿过木质护栏里的小鼠洞，越过小桥，穿过排水管。与此同时，这些新式运动场的经营者乐不可支地听着收银机欢快的叮当声，并决定，要在1931年把生意做得更大——租赁路那边的场地修建一个高尔夫练习场，买来一桶桶的球，雇佣一伙本地的男孩子担任捡球的球童（装备遮阳伞以抵挡曲线球的白色冰雹）。

　　电台播出的《阿莫斯与安迪》（AmosnAndy）令人难以置信地流行，这部广播剧使得弗里曼·F．戈斯登和查尔斯·J．科雷尔的声音成了美国人最熟悉的口音，让数以百万人夜复一夜地追踪清新空气出租车公司的命运，以及奎恩太太违约起诉安迪的进展——并让那位无法无天的休伊·朗（当时正在竞选代表路易斯安那州的参议员）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让两台广播车在全州到处瞎跑，对担惊受怕的共和党大肆宣传自己，把自己称为王鱼。（顺便说一下，休伊·朗赢得了这次选举，尽管他不得不绑架两个威胁要对他提起麻烦诉讼的人，并把他们监禁在大岛，直到初选日过去。）

　　还有，博比·琼斯赢得了4场高尔夫球的胜利——英国和美国的业余赛和公开赛的冠军——这几场胜利，让电讯消息所费的笔墨比1930年任何其他个人成就都要多，让其他的胜仗全都黯然失色，这些胜仗包括：杰克·沙基击败马克斯·施梅林，费城运动会上世界职业棒球赛的胜利，企业队在纽波特打败托马斯·利普顿爵士的沙姆罗克队、成功卫冕美洲杯，以及场上的胜利。飞行员总是能引起轰动：美国飞行员中的白马王子林德伯格开辟了到运河区的空中邮路（不久之后他就做了父亲，他的儿子注定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1930年9月，科斯特和贝隆特第一次成功地点对点向西飞越大西洋，在人们心里的问号中从巴黎起飞，在长岛顺利着陆。

　　出现了一次树居的古怪流行，驱使成千上万爱出风头的男孩子日日夜夜地栖息在树上，希望能被人录下来，偶有不幸的事故发生：在沃斯堡，一个男孩睡着了，栽倒在地面上，摔断了两根肋骨；尼亚加拉瀑布一棵树的拥有者请求一个男孩离开这棵树的树杈，于是这孩子的朋友从另一棵树上砍下了一根树杈，把他搬运到新的栖息地，好让他继续守夜；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一个男孩一直呆在树上，直到一道闪电把他打了下来。这次活动令人印象深刻的结局，带来了坐旗杆和马拉松跳舞的疯狂，这两项活动是1920年代的典型。

　　随着1930～1931年冬天的过去，除了启动失业救济的问题和纽约美国银行的破产之外，还有一些事情值得一说。有些新汽车装备了空转轮。（你只要拔出仪表板上的一个按钮，汽车就会在你把脚移开减速阀时滑行一会儿。当你再次加大油门的时候，就会有很小的呼呼声，发动机会重新工作，而不会有摇晃。）这一设计引发了没完没了的讨论：是一种补救？是为了省气？还是为了安全？对十五子棋的狂热给百货公司的经理们带来了安慰：在这个圣诞购物季，不管别的方面多么糟糕，至少十五子棋盘很畅销。当一家之主端坐在桌旁愁眉苦脸地思忖家里的经济状况时，他18岁的儿子正在哼唱《身体和灵魂》（BodyandSoul），并试着鼓起勇气，给他的口袋酒瓶灌满老爸的杜松子酒，为的是去参加夜晚的舞会，梦想着在那里遇见一位披着银灰色头发的姑娘，就像《地狱天使》（HellsAngel）中的珍·哈露那样。

　　但赫伯特·胡佛却在为本届任期而殚精竭虑，而顽强地工作，当急转直下的商业指数使他那些乐观的预言成为笑柄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望一落千丈，他因此而更加努力地操心和工作。然而，对这位伟大的经济工程师来说，事情并没有好转。

　　伦敦的裁军会议，尽管经过精心细致的准备——在此期间，拉姆齐·麦克唐纳曾来华盛顿协商——但并没有达成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协议：它设置了一些限制，对这些限制，美国如果不在新的军事建设上花掉10亿美元，是不可能达到的。

　　一直埋头修订关税标准的国会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其所拿出的新关税法案，不是胡佛所半心半意地提倡的有限改变，而是高上天的税率，实际上就是（用丹纳·弗兰克·弗莱明的话说）对整个文明世界的经济宣战，等于告知其他国家，对美国商品的报复性关税、配额和禁运是符合规矩的，……告知我国的战争债务人，它们用来偿还债务的美元是无法得到的。在任何一个其经济学知识高于幼儿班水平的人看来，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美国要么借钱给外国（在1920年代它一直是这么干的，如今已经不再这么干了），要么允许大量进口，否则的话，它既不可能繁荣出口贸易，也没有办法从外国收回巨额欠款。一千余位经济学家发现他们头一遭意见一致（也是整个1930年代最后一次意见一致），都强烈反对一般税率的任何增长。胡佛并不是个经济学的文盲。但无论是从天性还是从后天的训练来说，他都是一个行政管理者，而不是家，在漫长的关税争论期间，他在上被彻底给打败了，到最后，1930年6月，《霍利－斯穆持关税法》摆在了他的桌子上，他签署了这部法案——推测起来，大概是带着内心的痛苦签署的。

　　胡佛的农业委员会一直在市场上购买小麦和棉花，以设法支撑这两种农产品的价格，到1930年底，它成功地积存了600万蒲式耳小麦和130万捆棉花，其作用只不过是放慢了价格的下跌。就好像农业的境况还不够糟糕似的，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可怕的干旱，受灾地区从东部海岸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一直延伸到密苏里和阿肯色（这是一位先行者，旋踵而来的，是另外几场更加可怕的干旱）。当田野里水井干涸、作物凋萎的时候，新的哀痛便开始折磨这个身居白宫的人。当商业的持续萧条明显预示着失业者将有一个难熬的冬天的时候，这些哀痛并没有停止，到1930年底，失业者的数量已经从这年春天的三、四百万，增长到了大约五、六百万。

　　自金融恐慌后最初一阵疯狂的行动之后，胡佛便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任何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顺其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萧条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己——的行动来治疗。于是，他袖手作壁上观，等待治疗过程自己发挥作用，根据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神圣原则，它应该能发挥作用。

　　但在此期间，胡佛并没有闲着。因为已经有人在强烈呼吁联邦政府给予这样那样的援助和救济；在这样的呼声中，他看到了一种严重的危险，威胁到联邦预算、美国人民的自立精神以及地方自治和地方负责慈善救济的传统。他决心打败这一威胁。尽管他设立了一个全国委员会，以关注失业救济的形势，但这个委员会并不分配联邦资金；它只是协调并鼓励州和地方政府，通过州里的拨款和地方慈善组织，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胡佛是对的，那些富人彼此之间总在说，像英国那样的施舍是在毁灭灵魂。）他强烈反对退伍老兵对补助金的要求——不料调整补偿法案竟无视他的否决，获得了通过。他否决了退休金法案。为应对干旱所导致的匮乏和穷困，他敦促红十字会搞一次活动，并建议国会拨款，好让农业部给农民去购买种子和喂养牲畜的饲料，但反对联邦政府拿出任何施舍品去喂养人。

　　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胡佛都是非常认真的。在他自己看来，他不仅是国库的看门狗，而且还是美国粗犷的个人主义的守护人。在一份给媒体的声明中，他说：美国人民是否会挨饿受冻，这不是个问题。防止挨饿受冻的最佳方法，才是唯一的问题。问题是，美国人民是否会继续保持慈善和互助的精神，这种互相帮助，一方面是通过自愿的捐赠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源自联邦财政为此类目的而给出的拨款。……在我的一生中，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国外和南方各州跟贫困和饥饿作斗争。我并不觉得我应该受到对受苦者缺乏同情的指控，但我记得，在许多年来我曾接触过的所有组织中，基金会一直在鼓起最大限度的自救……我愿意保证，倘若有朝一日，我国的志愿机构，连同地方和州政府，一旦不能找到防止饥饿和困苦的办法，我会要求联邦政府尽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因为我像任何一个参议员或众议员一样，不会坐视我们的同胞饿死。但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到来。

　　这些就是胡佛的确信。但在饿肚子的阿肯色州农民看来，一个愿意借联邦政府的钱给他们养牲口、却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养儿女的总统，似乎是冷酷无情的。遭受重创的工业城镇上那些丢掉了饭碗的男男，对胡佛总统献给自立自强的赞美颂词毫无印象。

　　就连生活富足的保守派也辜负了他的希望，不是什么全心全意的盟友。商业很萧条，总统似乎没做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来帮助他们，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干什么，或者，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的分歧，但他们渴望有一位领袖，并觉得自己并没有得到这样一个领袖。他们牢骚满腹，其中有些人把胡佛称作没有骨头的水母。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总监查尔斯·迈克尔逊正在撰写一大堆目标明确的新闻通稿和国会演说，利用胡佛的软弱以增强党反对的力量；而总统则因为没有能力吸引和笼络华盛顿的新闻记者而吃够了苦头，新闻媒体对他很不客气。在1930年11月的国会选举和州选举中，党人赢得了胜利，使胡佛面临着这样的前景：不久之后，他将有一个明显敌对的国会。

　　顺便说一下，在纽约州，这两场选举给州长富兰克林·Ｄ．罗斯福带来了一次巨大的胜利，他以出乎意料的725,000票再次当选纽约州州长。当选之后的第二天下午，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前拳击协会专员詹姆斯·A．法利，在罗斯福上的良师益友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帮助下，出炉了一份声明，他担心州长可能不喜欢它。声明说：我看不出罗斯福先生如何能逃掉本党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就算没人尽举手之劳促成此事。这份声明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发表之后，法利打电话给身在奥尔巴尼的州长，承认了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哈哈大笑，说：吉姆，不管你说什么，在我看来都是对的。要是胡佛知道的话，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不祥之兆。

　　但事情已经够糟的了，甚至无需为未来而自寻烦恼。在隆冬时节，商业出现了可喜的转机，但随着1931年春天的结束，衰退再一次开始。事实超出了胡佛的确信。

　　自始至终，很多人都在正儿八经地援引1857、1875和1893年的经济萧条中人们所经受的艰难困苦作为证据，以证明：让美国烦恼的只不过是商业周期中的一次下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这一论点看上去非常合理——但这些人错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远比这要深远，而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

　　19世纪和20世纪的头几年目睹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其中包括：

　　1、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带来了蒸汽动力，然后是汽油和电力，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发明的奇迹；带来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工业生产；把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吸引到了城市；把大量的人从独立的经济人转变成了有固定职业的人；使得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日益复杂的经济体的成功运转。

　　2、人口的巨大增长。据亨利·普莱特·费尔柴尔德说，如果世界人口继续以本世纪头十年那样的速度增长的线年结束的时候，它将达到这样一个数字：它以221,848开头，后面跟着45个0。

　　3、西方世界的民族向世界上荒芜人烟的地区和不那么文明的地区扩张，大英帝国奠定了帝国主义的模式，美国奠定了开拓的模式。

　　4、世界自然资源——煤炭、石油、金属等等——以空前的速度不断被开发、被消耗，这一过程并非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5、交通和通讯的迅速发展——它实际上让世界变得更小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远比从前更加互相依赖。

　　6、当新的法人设计和金融工具被发明出来、并被投入实践的时候，资本主义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迅速发展和改进。这些新的设计（例如控股公司），加上那些减轻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的设计（例如工会组织和劳动立法），深刻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运转，使之在很多方面都更加严格，不大可能依据放任主义经济学规律那样运转。

　　就本世纪经济世界里所发生的变化而言，这些现象当中，哪些是因，哪些是果，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们大可不必纠缠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关键是，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和复杂化已经发生，它不可能以这样的速度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当它达到了收益递减的转折点的时候，各种压力就会发展出来。这些压力既包括国家间对殖民地的竞争（如今，其中最好的殖民地都已经得到开发——顺便说一句，如今也不再给它们的母国带来可观的回报），也包括国内围绕工商业成果的分配所产生的社会冲突。由国际竞争所引发的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受到削弱、饱受痛苦的欧洲，那些曾经强大的国家至今内部四分五裂，在巨大的债务重负之下踉踉跄跄。

　　眼下，有一些不祥的征兆表明：这个必然扩张的大时代已经结束。人口的增长正在慢下来。世界上荒芜人烟的空地大部分已经被人占据。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几乎再也不可能这么迅速而廉价地开发。当经济视野越来越狭窄的时候，为了垄断那些明显有利可图的资源，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各国寻求对世界资源的国家垄断；法人和金融团体寻求对国内资源和民族产业的垄断。与此同时，各国的国民经济都变得更加复杂，不那么灵活，由于无法承受的债务而更容易受到破产的威胁。

　　有一条扩张之路依然是开放的。发明并没有停止，通过越来越有效率的机器生产（以及通过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改进）来增加舒适和安全的可能性依然几乎是无限的。但是，近在手边的经济机制，以及人们的精神习惯和视野，都已经被调整得适合于开拓扩张的时代，而不是仅仅依赖于日益增长的效率，新时代所需要的那种经济机制，谁也不熟悉。

　　在1920年代，美国（相比而言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伤害，并擅长于发明和机械化）继续冲在前面，就好像开拓扩张的时代并未结束似的。然而，它依然是其拓荒青春期恶习的受害者——靠着不断展开的未来，乐观地愿意积累债务和信用债；热心于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倾向于金融和法人的垄断或准垄断，这往往会使得很不灵活的经济更加死板。这些恶习结合起来破坏着美国。正如罗伊·赫尔顿在谈到这一点时所说的那样，当你长大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能不受惩罚地沉溺于青春期的蠢行。当投机和信用膨胀的风箱呼啦啦吹动的时候，繁荣之火便烧得更旺；但风箱一旦停止，火焰就会黯淡下去。当繁荣之火在美国黯淡下去的时候，它们在欧洲便更加迅速地黯淡，由于战争的缘故，它们在欧洲原本就烧得不旺。

　　当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收缩的时候，人便变得疯狂起来。传统的经济规律和经济习惯似乎不再起作用，那些饱学之士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困惑不解，似乎没人知道经济之谜的答案。苏联提供了另外一套可选的规律和习惯，但是，对于像苏联所示范的那种马克思主义道路，人们的热情十分有限。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让人们把自己的希望更牢靠地寄托于其上？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一次的紧急情况是空前的。于是，世界开始了一段迷惘困惑、互相猜疑、乐于孤注一掷的时期。

　　百货公司的广告开始展示欧仁妮的帽子，预报一次狂热却短暂的流行时尚；威利·波斯特和哈罗德·格蒂正在准备驾驶单翼机温妮·梅号环绕世界飞行；报纸的读者为纽约附近的长滩发现一个漂亮姑娘的尸体而兴奋不已，这个女孩有一个异乎寻常的抒情的名字，唤作斯塔·费思富尔。

　　1931年6月，纽约的舞台上，《温波尔街上的巴雷特一家》（TheBarrettsofWimpoleStreet）中的凯瑟琳·科内尔正坐在一张沙发上黯然憔悴，《绿色牧场》（TheGreenPastures）中的德·洛德正行走在大地上，另外一些轰动一时的剧目包括《大酒店》（GrandHotel）和《一生一次》（OnceinaLifetime）。在电影院里，你可以在《商人之号》（TraderHorn）中看到非洲的狮子、听到本地的手鼓，在《坑钱》（SmartMoney）中见到爱德华·G．鲁宾逊，或者在《轻率》（Indiscreet）中见到格洛里亚·斯旺森。当度假者为出门而收拾行囊的时候，最有可能带上的小说是赛珍珠的《大地》（TheGoodEarth），这本书跻身于畅销榜单之首。1920年代的体育英雄们几乎全都谢幕退场了：博比·琼斯去年秋天已经改行；蒂尔登去年夏天丢掉了网球冠军的宝座；登姆普西和滕尼早就失去了他们的桂冠，拳击比赛的声望正落入靠不住的状态；圣母橄榄球队的教练纽特·罗克尼最近在一次中命丧黄泉；就连贝比·鲁斯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本垒打之王：卢·格里格如今跟他势均力敌。

　　就在1931年6月，出现了一个先兆——一个风味不佳的先兆——预示着未来将有很多的金融丑闻，当时，纽约美国银行的3位高级主管，由于被揭露出在1928至1929年间的投机当中对银行资金骇人听闻的处置不当，而在纽约被陪审团裁定有罪。有一个即将动摇帝国根基的浪漫故事，其开头是：6月10日，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年轻美国女人欧内斯特·辛普森夫人出现在王宫里，第一次遇见了威尔士亲王。在新泽西州的霍普韦尔，无意中为这十年最悲剧性的犯罪设定了场景：林德伯格上校的新家——报纸的标题把它描述为孤鹰之巢——正在修建之中，脚手架高高竖起，第一层已部分完工。

　　就是在这个月，一个年轻人从圣路易来到纽约，按照他的设想，所有安排都是为了让他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一席之地。但有一个细节被忽略了：证券交易所实际上是一家俱乐部，候选成员都必须有一个推荐者和一个附议者。这个来自圣路易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要耽搁一段时间才能获得推荐和附议，因为他在证券交易所不认识任何人。华尔街的绅士们对此后几年时间里必将发生的变化毫无概念，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小伙子将会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而证交所也将在政府的严密监管下运作，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1931年的主席是理查德·惠特尼，此人是银行家们心目中抗击金融恐慌的英雄；1931年4月24日，惠特尼先生在费城商会发表了一篇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商业诚实的演说。证券交易所的股价非常糟糕地不断下跌，经纪人们拉长着脸，但依然有少许残羹剩汁，留给那些知道凯斯脱粒机公司或奥本汽车公司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的人。

　　1931年6月一个星期日的上午，两个人在纽约海德公园一幢大宅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度过了忙乱的几个小时，他们凝视着美国地图、铁路时刻表和名单。这两个人是州长富兰克林·Ｄ．罗斯福（他在去年11月的再次当选是如此令人难忘）和党纽约州委员会主席詹姆斯·A．法利。法利先生想到了一个主意：出席即将在西雅图召开的麋鹿会大会，他和罗斯福州长都盘算着如何充分利用这次远征，在9天的时间里跑遍18个州，与数不清的党领袖谈话，他已经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进行过大量的、诚恳的通信。不消说，这次预言式的旅行，其目的就是要试探西部党人的感情，尽可能消除人们的顾虑，并暗示：1932年，团结在罗斯福州长身后的党领袖将做得更好。

　　正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放弃了等待经济形势自动好转的策略，开始对大萧条发起真正的进攻——始于国际金融领域中一次有家风范的努力，这一次出击，暂时看来似乎是胜利了，但到头来还是失败了，仅仅因为经济毁灭的过程太强大，发展得太远，以至于使用胡佛军械库里的任何武器都无法克敌制胜。6月20日星期六下午，胡佛提议延期偿付国家间的战争赔款和战争债务。2

　　长期以来，随着欧洲经济的减缓，一种慢性麻痹症折磨着欧洲的金融。债务——国家债务和私人债务——曾经似乎是可承受的负担，如今成了难以忍受的重负；新的金融债务几乎没什么扩大，除非是为了支持老的债务；价格在下跌，焦虑在蔓延，整个体系缓慢得几乎要陷入停滞。在1931年春天，麻痹症变成了急性的。

　　回首过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使之变成急性麻痹症的，正是德国和奥地利方面为了有限的经济目的而试图联合起来——以实现关税联盟——的努力，以及法国对任何此类计划的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让德国和奥地利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更加强大的东西，对法国来说都是该诅咒的，法国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中欧破产的可能后果。

　　奥地利最大的银行安斯塔特信贷银行已经陷入困境。当围绕关税联盟的争论进一步增加了总体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安斯塔特信贷银行请求束手无策的奥地利政府提供帮助。恐慌立即开始了。很快，恐慌就蔓延到了德国。1931年5月和6月，资本纷纷逃离这两个国家，外国纷纷被收回，一场总崩溃眼看着迫在眉睫——这场崩溃很可能会导致德国的政府垮台。德国天空上的乌云在1929年似乎不比一巴掌大，如今正迅速发展：希特勒的褐衫党正变得越来越强大。

　　1931年5月6日，此时，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了欧洲的金融形势变得多么危急，美国驻德国大使正在白宫与胡佛总统一起吃饭；打那以后，一直担心欧洲的崩溃会给美国带来严重后果的胡佛总统便在心里酝酿着国际延期偿付的念头——推迟一年偿还所有政府间的债务，包括德国当时偿还的战争赔偿，以及前欧洲盟国欠美国的债务。接下来，胡佛先生开始了一次长期磋商——与内阁成员，与联邦储备委员会官员，与驻各国大使，与银行家。他一直是个可怕的工作狂——每天8:30便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只花15分钟的时间吃午饭（除非是白宫有客人），林肯书房里的灯光经常一直亮到深夜——如今，他更加精力旺盛地全力以赴。不久之后，他试验性地起草了一份延期偿付声明，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劳作，以至于在起草的过程中折断了一支又一支铅笔。

　　然而他推迟了发表这份声明。这一计划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国会可能会反对，这将是致命的。其他国家，特别是骄傲而嫉妒的法国，也可能反对。他一直惦记在心的预算平衡，可能因为切断了对美国的债务偿还而被危及。此外，这样一个建议，由于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这场国际恐慌上，从而加重、而不是减轻恐慌。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