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老照片拍摄的是百年前康定县南郊。顺着左右两排高大的杨树林方向，是分别连接汉藏两地的茶马古道。
新照片上，因1955年修建川藏公路时被砍伐一部分，杨树数量减少。昔日的茶马古道，已被宽敞的公路取代。
“一张照片，记录一段逝去的历史；一张照片，讲述一个难忘的故事；一张照片，开启一道记忆的闸门；一张照片，预测一片未来的天地。新老照片对比显示的时空变化，正是中华民族经历百年忧患迈步走向民族复兴的这段历史缩影天博官网镜头中的百年环境变迁，我们今天重新来审视这些照片，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
100多年前，英国植物学家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到中国收集植物时，在“咔嚓咔嚓”声中将眼中的大好山河和美丽的植物藏进了两部相机中，带回了西方。100多年后，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印开蒲踏寻着威尔逊的足迹天博，用了13年的时间，历尽千辛万苦，重走了百年前的科考之路，在同一地方同一角度按下手中相机的快门，用彩色影像和少许文字成就了这部跨越百年时光的科技巨著《百年追寻见证中国西部环境变迁》。
《百年追寻》一书通过250组连接百年时空的新老对比照片以及简明扼要的文字，形象而真实地展示出了中国西部在百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此外，在书中，印开蒲还向读者介绍了威尔逊在中国考察的经过，讲述了西方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历史，阐释了中国西部何以成为世界园林的故乡。
在1899年～1918年间，英国植物学家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先后5次到中国考察，收集了65000份植物标本和1593种植物种子，并在第三次和第四次考察期间，拍摄了1000多张反映当时中国西部社会和环境的珍贵照片，而后在1929年还写就了对国际园艺学和植物学影响深远的著作《中国园林之母》。
光阴荏苒，直到1997年威尔逊拍摄的这些黑白照片才机缘巧合来到中国。1997年，来四川访问的英国皇家园艺协会的朋友送给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所钟盛先研究员一本刚出版的书《中国的威尔逊》（Chinese Wilson）。书中收集了一些威尔逊当年在中国西部拍摄的老照片，当印开蒲看到这些照片时，发现大多数地方他都曾经去过，不禁激动不已，但也发现照片中的那些景象既熟悉又陌生。近花甲之年的他心里萌发了一个念头，在退休前，沿着威尔逊曾走过的路再重新走一次，拍出新照片与老照片对比，将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直观形象地呈现出来。于是他悄悄地开始收集威尔逊的资料和老照片。
2004年9月，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的托尼柯克汉姆和温莎植物园的马克弗拉纳根来四川考察，印开蒲陪同他俩到四川西部岷江上游当年老照片拍摄的地点时，再次按下了快门。两年后，托尼和马克又一次来到四川。这次他们又找到了20多张老照片的原拍摄地点，并在同一拍摄位置进行了重拍。
在为数不多的几组新老照片的对比中，印开蒲对眼前百年时空的微妙变化惊讶不已，“有的河流悄悄改道，有的山体明显下滑；一些曾经的荒山秃岭披上绿装，一些茂密的森林却变成灌丛；路边的古树有的依旧高大茂盛，有的却已衰老甚至死亡；凸凹不平的茶马古道建成宽阔的公路，装满货物的汽车代替负重如山的苦力；坚固的石桥代替摇摇欲坠的竹索桥，破烂不堪的小镇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岷江边衣衫褴褛留着长辫的小贩和居民，早已被穿着时髦的藏、羌、汉族儿女取代”
“唯一看不出变化的，就是老照片上花卉植物的形态和那高耸入云的雪山，所有这一切，不正是中国西部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吗！”印开蒲心想，作为一名生态学工作者，不能等，不能再等了天博，要在还能迈得动腿时将这些景象拍成照片并传承后世，否则这些地方将永远消失在时间、空间、后人的视线里。
就此，他决定继续追寻原址进行重拍，捕捉百年时空的沧桑变换，与此同时，收集更多威尔逊拍摄的老照片。2004年印开蒲正式开始拍摄第一张照片，靠自筹的经费，他四下湖北、重庆，十余次踏入四川西部高原，坚持不懈地寻找、拍摄，终于在5年后他找到250多处原址，并拍得新照片。2006年，他从威尔逊工作过的美国哈佛大学标本馆网站上得到更多老照片。2007年，“友多旅游文化营销传播有限公司”的周小林把自己多年来通过国外朋友收集的近千张老照片，也全部无偿提供给印开蒲。在不知疲倦地追寻威尔逊足迹的同时，印开蒲还多方寻找老照片上记录过的曾经帮助过威尔逊的人的后代，了解、关心他们今天的生活状况。
考虑到通过这些新旧照片的对比能够为生态、植物、园艺、林业、气象、环保、灾害防治、城市规划等方面的研究人员及政府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也能为从事中国西部地区历史、文化、旅游、经济以及民族学工作的人提供重要的研究资料；同时，还能成为向青少年提供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和触摸中国西部的直观教材，《中国国家地理》图书事业部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毅然决定将这些照片和文字编辑出版。
该书责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科学技术分社社长徐世新说，《百年追寻》是一部内容十分严谨的科技专著。书中有大量的动植物名词、古今地名需逐一核对，有时为了求证一个拉丁学名的正确与否，责任编辑很多次跑到图书馆去查阅专业工具书或向分类专家求教，直到找到准确的答案为止。全书的中英文校对也是非常艰辛的一项工作，英文编辑细心地逐字逐句地对照原文进行了校对，发现问题就及时与译者沟通，及时解决问题。《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李栓科说，这本书通过大量的科学实地查证对比的研究，记录了前一百年的变化，我们想象再过一百年，我们的后人会以这本书作为起点，会重新去审视我们的历史，或者说追寻我们前辈科学家走过的足迹，这本书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
在湖北宜昌市南津关大峡谷的对比照中，典型石灰岩景观只存在于黑白照片中，而在彩色照片中百年前的小庙已不知所“踪”了，峡谷两岸的灌木愈加茂密、郁郁葱葱；宜昌市大南门码头百年后依旧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只是机动船代替了昔日的木船；百年前6月兴山县农村插秧的景象在如今因为气温升高而提前到了5月，水田也变成了旱田；让人震惊的还有百年后依旧生长旺盛的铁坚杉
翻开书，一组组新老照片在黑白与彩色的跳跃之间向我们道出了山川河流百年间的变化，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承载属于昨日的历史，一张张新照片呈现沧桑变迁后的景象。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彼得雷文教授说：“100多年前威尔逊拍摄的照片生动地展现了他深深热爱的这些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光，反映了他考察期间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建立的密切关系。这些新老照片的对比，呈现了威尔逊当年考察所经过的地区的自然植被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所发生的诸多变化。这种百年前后的影像对比极其珍贵，奇妙地记录了中国那些边远而又美丽得令人窒息的地区百年时空的变迁与稳定。”
原本，100多年前威尔逊在中国的这片植被丰富的土地上拍摄1000余张照片，可在《百年追寻》一书中我们只能看到250多张。印开蒲遗憾地说，自己竭尽全力也只能找到这么多了。他希望以后有人能将其看做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将同一地方、不同时期拍下的照片作对比。现在已经有很多先进的拍照技术，如卫星照片和航拍照片，如果能将大尺度的监测、先进技术与这种小范围的拍摄、传统方法结合起来，能对生态环境、社会变迁有更好的研究。国外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在科研过程中采纳这种方法，只是研究面积和范围并不大，只局限于研究小面积地区不同时期的生态情况。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洪德元评价说：“《百年追寻》从环境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和历史生态学的角度，采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揭示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变化与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灾变之间的相互关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书中给读者留下的思考，启发人们对历史的尊重、对大自然应有的敬畏、以及提醒我们对子孙后代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威尔逊的老照片里，看到当年茶马古道上身驮货物的瘦弱背夫，据记载正是他们将每年5000吨茶叶运往康定；在四川省阿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曾有一个贫穷苦力的墓地，简易的棺材上盖着一张篾席，上面压着几块石头，这便是“百年前一个中国穷人的归宿”；松潘县新塘关岷江河段边古道上，站着两个身着清朝传统服装、长长辫子的赶马人，清晰可见的是其中一人一脸疑惑这些展现了百年前民众生活的境况，展现了百年前西方自然科学工作者眼中的当时中国社会的历史和发展现状，百年前中国满目疮痍的照片，让今天的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
然而在这些历史变迁的背后，新老照片似乎告知我们，大自然也会随着岁月流逝而苍老。百年间，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迁，是一半欢喜，一半忧。喜的是，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程的开展，使往日贫穷落后的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如原先的羊肠小道变成宽阔的公路，原本的土建平房变成了高楼。此外，书中有类似这样的话语“远处山坡上长满了小树，生态环境明显变好”、“新长出一片树林”，印开蒲说，这是国家先后实施的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荒山造林和小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等生态保护工程的成果，因西部大开发而被破坏的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好转。
然而威尔逊留下的百年老照片与现状对比给我们的更多是警示和启迪：宜昌三游洞的报春提前一个多月开花，康定大炮山上的积雪面积减少，预示着百年气候变暖；松潘安宏和丹巴中路等地区山体明显下滑，暗示我们要时刻注意山地灾害的发生；湖北神农架和四川岷江上游地区河流水量季节性减少，提醒我们要重视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松潘黄龙景区内的石灰岩钙化的照片，对研究和保护这片世界遗产地意义重大；百年老照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照片对比，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地理坐标和生态恢复的参照资料聊到此时，印开蒲语重心长地说，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依旧是不容轻视的，是当代人和子孙后代所肩负的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因为威尔逊1000多张旧照片中60%~70%的影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百年来，直至今天，为追求短期利益而不惜牺牲环境的行为在一些地区还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反思。”印开蒲说，保护和发展，既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又是人类生存的难题；寻找到保护和发展的平衡点，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更是人类应当永远牢记的准则。
虽然威尔逊到中国考察时是健壮的年轻人，可当时全程主要靠徒步，艰难险阻自然是不言而喻。年过花甲的印开蒲在近5年重走威尔逊之路的过程中，同样困难重重，“威尔逊和我在捉迷藏。然而就是这一藏一捉，时间便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有时，因为老照片上写错了拍摄地点，需反复向当地人核实；有的由于地质灾害或是基础设施建设完全改变了原拍摄点的地形，明明确定了的地点，到了现场却怎么也找不到；有时他甚至不得不登上陡峭的悬崖或爬上当地人住房的屋顶、攀上枝干摇晃的大树或乘上随时都有可能倾覆的小船，才能寻找到一个准确的拍摄点；有时明明找到拍摄地点，可天公不作美，等上数日也无法工作，只好悻然离开
究竟是什么支撑印开蒲在步履蹒跚时依然坚持不懈走完这一路？他笑着说除了身上的责任外，剩下的就是爱好。
印开蒲从小热爱大自然。17岁中专毕业后他就成为了一名植物标本采集见习员，到野外采标本、在室内绘制植物图和清洗瓶瓶罐罐，成了他每天的工作。随后在已故生态学家刘照光先生的带领下，从学习描述植物群落样方开始，长期致力于我国西部山区资源开发、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并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态中心副主任，此后成为了一名国内外有影响的生态学者。印开蒲遵循我国老一辈生态学家侯学煜先生关于“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天书”的教诲，坚持野外考察50年。
在他人眼中，印开蒲继承了老一辈生态学家的特点兴趣多样，知识面广。他不仅仅喜爱绘画、摄影、书法，而且还喜欢文学和历史天博。印开蒲说，科研工作结合爱好，能有更好的发展。现代年轻科研人员应该继承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人文精神和执著追求科学的精神，作科学研究就要不计名和利，还要沉得住气。
洪德元说：“我们在开创未来的同时，如何继承历史，是当代人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多少怀有一些感慨：一名科学工作者，只有将社会责任和个人爱好相结合，淡泊名利，才会心无旁骛地静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才能获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